策论〡中国如何争取澳大利亚
近年来，中澳经贸关系发展迅速，自贸协定已经签署，但双方在安全与战略领域的合作并不见起色。经济关系与战略关系的脱节是中澳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如何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如何在与中国发展关系的过程中平衡与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这两年来，澳大利亚的政界、学界和智库正在就该国的亚太战略展开一场空前的大辩论，希望找到澳大利亚在迅速变化的亚太秩序中的位置。
对中国而言，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重要性或紧迫性当然不及美国，因为澳大利亚是“中等国家”而美国是超级大国。但“中等国家”的对华战略也不可忽视。首先，“中等国家”经常能成为大国战略的“左膀右臂”，具有影响大国战略成效的关键作用。美国已在澳洲北部达尔文小规模驻军，未来有可能在西澳部署航母战斗群，这些都能影响美国在亚太的战略投射力。实际上，中国目前在亚太遇到的很多问题都与“中等国家”相关，特别是菲律宾和越南。
最后，更重要的是，这一大辩论涉及一系列关乎亚太秩序的核心问题，超出了中澳关系甚至中美澳三边关系的范畴，因此具有了关系到整个地区秩序的普遍性。理解这一辩论，不仅对认清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困境是必要的，对认识周边国家因中国崛起而带来的战略困境也是有益的。
澳大利亚的“中国抉择”？
澳大利亚战略界在对华政策上的辩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第一，亚太局势因中国崛起而引发的变化，是否已经到了需要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做出抉择的时候了？第二，如何处理澳美日三边关系？中日冲突一旦爆发如在钓鱼岛问题上，在美国军事介入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是否需要跟随美国军事介入？第三，亚太战略秩序将会如何发展？澳大利亚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新亚太秩序？
怀特的批评者认为，所谓“中国抉择”是对澳大利亚战略困境的误解与夸大，中国并没有要求澳大利亚做出此类选择，至少没有要求澳大利亚弱化或放弃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澳大利亚既可以同中国扩大经贸关系，也可以同时深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其近年来的官方政策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而且，这样一种“双轨”政策对很多其他亚太国家也是适用的：它们既与中国展开经贸合作，也希望美国延续其在亚太的军事存在。
实际上，怀特这种非此即彼的“抉择论”已经不是澳官方主流意见。澳外长毕晓普最近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次研讨会上否认澳大利亚必须在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和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之间做出选择。她认为澳中关系已经超出单纯的经济关系，而美中关系也不仅仅是战略竞争，这些国家有太多共同的挑战如恐怖主义需要面对。
另一个令澳洲战略界人士感到头疼的问题是，一旦中日因钓鱼岛问题爆发军事冲突，并导致美国军事介入，澳大利亚应如何应对？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盟友的义务是什么？有人认为，一旦美国提出介入的要求，澳大利亚将很难拒绝，因此将被迫卷入中日美在东海的冲突。但也有人特别是政界人士认为，澳美同盟并不包含此类义务。
去年6月，澳国防部长就说美澳同盟条约不适用于这一情况。11月4日，前澳洲外交部长卡尔撰文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澳洲在澳美同盟下的主要义务是与美国进行磋商。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等国家”，与中美日等大国在东海问题上的利益均不同，澳大利亚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中立的立场。卡尔甚至认为，澳洲政府应让美国知道，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并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
而澳民众也反对澳大利亚卷入中日或中美对抗之中。悉尼智库澳大利亚－中国研究院最近做了一项民意调查，问题是一旦中日爆发冲突，美国支持日本，澳大利亚该如何应对。结果，71%的调查者认为应保持中立。
澳洲战略家们认为未来亚太区域秩序有四种可能：一、美国霸权；二、中国霸权；三、中美权力共享；四、中美责任共享。
澳大利亚关于中国和亚太政策的大辩论，对中国的亚太政策至少有以下三点启示。
首先，中国的经济、金融和军事实力的崛起，正在迅速改变亚太区域格局，也在给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军事联盟体系施加巨大的压力，对美国及其盟友都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战略问题。这一压力在澳大利亚这种在经济发展上急需中国市场而在安全上又长期依赖美国的国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澳人自己提出的问题是：要财富还是要安全？这个问题的提出已经假定了这两者不能兼得，而这种假定背后的深层意识，是只有美国才能为澳大利亚提供安全保障，中国非但无法提供这种保障，甚至还可能成为澳大利亚安全的威胁。这种深层意识是澳大利亚20世纪外交史的产物，根深蒂固，不是中国政府和平发展的政策宣示所能改变的。
中国已经证明能为澳大利亚带来繁荣，但还没有证明能为其带来安全利益。中国对外政策努力的方向，应是在经济与安全齐头并进的同时，将未来的重点放在安全政策这一难点上，逐渐使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认识到中国崛起给亚太秩序带来的“安全红利”，从而建立起战略互信。
在应对澳美同盟乃至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体系的问题上，中国必须具有战略目光和耐心。如果中国能够用具体行动体现和证明其崛起的安全红利，周边国家自己就会重新思考美国同盟体系在亚太秩序中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澳大利亚又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该国前总理弗雷泽就提出，鉴于亚太局势的巨大变化，澳大利亚应该与美国保持距离，采取一个更为独立的外交政策。
对日关系，则应在有限的范围内继续采取在外交上孤立日本的政策。中日关系是目前亚太地区最具对抗性的一对双边关系，澳人知道日本政府正在竭力组建一个抑华联盟，并认识到这种政策对澳洲对外政策及亚太安全的危害。中国的政策目标，是要让相关国家意识到日本正在把日中关系引入新冷战之中，而这种新冷战将会迫使这些国家在安全政策上做出本不愿做的艰难选择。
最后，澳人认识到，只要中国保持稳定发展，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和亚太秩序的变革将不可避免，但他们对“后美国时代”的亚太秩序忧心忡忡。从现实主义角度讲，美国对中国的让权似乎是避免中美冲突的唯一途径，但很多人不愿接受这种让权。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对中国有偏见当然，偏见也是存在的，而是他们对中国治理亚太没有信心，甚至无法想像中国治理亚太的前景。
这也不难理解。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亚太霸权已经有了60多年的历史，其成败得失有迹可寻。中国自19世纪中期以后就再也无力推行区域治理，而之前帝制中国治下的东亚秩序则给不少国家留下了中国作为大国不平等支配小国的错误印象。
所以，如果中国的目标是重塑亚太秩序的领导权，那么它就需要证明在其影响下的亚太秩序是符合亚太各国利益的。而如何理解并促进其他国家的正当利益，并处理这些利益与中国自己的正当利益之间的关系，将是一个极大的政策挑战。
中国提出的互利共赢原则无疑是有针对性的，但如何落实互利共赢则将考验中国外交的智慧。有一点澳人说的很对：中国需要为亚太秩序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