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列国竞争、乡邑自治与中央集权——康有为海外游记中的“封建—郡县”问题

【内容提要】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不久之后他从梁启超等弟子那里感受到了共和革命思潮的强烈冲击，并做出了系列回应。其中，以1904～1908年间在欧洲、美洲等地的旅行见闻为基础的系列游记，对分省自立的革命主张做出了重要回应。本文结合康有为的其他文本，分析了他在“封建—郡县”问题上的复杂论述，认为他以中国、欧美及其他国家为对象，对国家分合与现代社会的产生、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等问题做出了富于辩证性的思考，并提出了一些质询、批判与深刻影响共和革命的主张，其中就包括“舍联省而但言自治”的观点，即以乡邑自治为主，同时通过“废省”、“析疆”以减少行政层级。文章认为，康有为在游历欧美之后并没有经历从讴歌崇拜西方到否定批判西方的激变，而是一直致力于进行具有辩证性的观察和思考。

【关键词】康有为封建郡县自治中央集权

一、序论：中西比较与普遍性的政治原理

1904年5月26日，康有为乘英国轮船离开马来西亚槟城赴欧洲，开始了他最重要、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环球之旅。1908年10月，康有为返回槟城休养。在此期间，康有为四次横渡大西洋，四次游历欧洲，两次遍游美洲大陆，两次游历非洲摩洛哥、埃及等地。康有为的海外游记绝大部分为游历期间所见所思的记录。

康有为在世时，曾单独发表意大利游记和法兰西游记，并在不忍杂志陆续刊登了补德国游记、突厥游记、欧东阿连五国游记、满的加罗游记等。目前康有为全集所收康有为的其他海外游记，大都是近40年来根据康氏家人捐献的手稿等来源做的整理。

康有为在世时刊发的欧游游记，在民国时期引起了为数不多但较有分量的注意。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将康有为和梁启超作为“新民体”的主要代表，并以康有为的欧游游记为中心，介绍了他的创作及思想。钱基博分析康有为的欧洲游记，独重其论欧美政俗不及中国的部分，①他认为康对“欧化”的态度前后曾有重大转变。钱穆较晚才读到康有为的部分欧游游记，他重视的也是康有为对欧洲看法的转变。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曾指出流亡前后康有为思想的“两极端”现象：“……则长素主张变法之极端激昂，居可见矣。乃自戊戌出亡，辛亥归国，而其思想乃以极端守旧闻。”②后来他在一个朋友那里看到了康有为的部分欧游游记，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康有为思想“两极端”的真正原因在于游历欧洲：

南海早年，实为欧洲文明之讴歌崇拜者，其转而为批评鄙薄，则实由其亲游欧土始。……故曰：南海思想之激变，实以欧游为转纽也。③

将康有为1904～1908年的欧游经历视为他在辛亥革命前后“思想激变”的原因，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在革命思潮兴起之后，思想家由“激进”转向“保守”并非个别现象，而亲身游历欧美、重新认识欧美，被认为是他们中部分人思想转变的关键原因。梁启超1903年游历美国之后思想激变，他记叙这次游历见闻的新大陆游记也被视为当时“告别革命”的转折点。他在一战后游历欧洲所写的欧游心影录，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东西方文化论战中有过非常重要的影响，被视为梁启超反思现代文明、重新重视中国传统价值这一思想转变的“分水岭”。在当代，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在20世纪90年代及此后的“思想左转”或者“思想保守化”，也被认为与他们在欧美的留学经历或者游历有着关键性的联系。欧美游历促发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但如何叙述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对这一知识现象常见叙述的主要特点是，西方与中国知识分子处于二元对立的结构中，中国知识分子要么“向西方学习”，接受西方；要么改变了对西方的看法，对西方抱有负面看法，坚持中国本土文明而反对西方。这一叙述模式将中国与西方同时从世界中抽离出来，将中国知识分子在两个极端完全认同与完全否定之间的徘徊描述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命运。

其实，就康有为对欧洲国家的看法来说，虽然他对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的评价较此前大有降低，但他对德国、英国等国的评价很高康有为1927年去世之前公开发表了补德国游记，因此从这些欧游游记并不能得出康有为对欧洲的看法全盘逆转的结论。在康有为的笔下，“欧洲”不是一个抽象的总体，而是由特色各异、强弱不一、治法不一的不同国家组成的具体的“欧洲”。而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对波兰的注意和论述来看，他也并没有过于抽象地看待欧洲。他在此一时期已论及俄罗斯等国对波兰的瓜分，以及拿破仑对欧洲大陆的征服以及比利时等国的自立，后来所论带有亲眼所见的震撼，但不能因为他有“向以为……，今乃知……”之类修辞性表述，便贸然断定他的思想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康有为一直把开议院、兴民权视为中国变革的要点，并认为欧美在这些方面有制度优势，④从这一点看，也很难说康有为完全背弃了所谓“欧化”道路。

而且，即使康有为对欧洲看法有所变化，这些变化也未必引起了他思想上的根本性调整。对于康有为的“变”如何变、什么时候变，需要有更加谨慎和全面的解读。钱基博在论述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区别时，引用了康有为一段广为人知的话：“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认为“大抵启超为人之所以异于其师康有为者，有为执我见，启超趣时变，其从政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故有为之学，踮定脚跟，有以自得者也；启超之学，随时转移，巧于通变者也。”⑤康有为这段话和钱基博的分析，对于了解康有为的思想是一个重要提醒，即康有为这样“踮定脚跟，有以自得”的人，他如果有所变化，也未必是那种前后断裂式的变化。

钱基博和钱穆对康有为欧游游记的分析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强调康有为对“欧化”态度的前后转变，将赞同还是反对“欧化”作为中心问题。但钱穆在论及康有为思想的“两极端”时其实已经意识到，康有为对“两极端”同时存在于自己流亡后的主张之中，其实是非常清楚的。⑥与其说康有为在1904年欧游之后的思想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不如说“两极端”在其思想中一体并存，而相对重要性发生了变化。康有为同时容纳看上去分别处于不同“极端”的思想的办法，则是重新诠释“三世说”：一方面是因为未至其时而“未敢发”、“未敢妄出”的太平大同之学；一方面是讨论适宜于据乱世或者升平世“霸国”时代的“中国既富既强”之方略。

对于康有为而言，如何理解欧洲，中国是否还需要学习欧洲，只是从更为根本的问题中衍生而来的问题。他所思考的与其说是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问题，毋宁说是在同时分析中国、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区域的基础之上，总结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原理。这延续了他在19世纪80年代“立公理之学”的抱负。康有为在物质救国论的“序”中这样描述自己在游历欧美时的思考方法：

吾既遍游亚洲十一国、欧洲十一国，而至于美。自戊戌至今，出游于外者八年，寝卧寖灌于欧美政俗之中，较量于欧亚之得失，推求于中西之异同，本原于新世之所由，反覆于大变之将至。⑦

他的运思线索是，以将要到来的共和革命这一“大变”作为中心问题，以追索欧洲“新世”的由来作为中心线索，考察权衡欧洲与亚洲的得失；他在环球旅行中要面对和处理的首要问题则是“共和革命问题”，是欧美“新世之所由”究竟是共和革命还是别有他因这一政治问题。根据“欧美游历—思想转变”的叙述模式很难深入把握康有为的思路，需要摆脱这一叙述模式的诱惑，悬置康有为思想有逆转性变化的预设，重理康有为的论述脉络，寻找另外的叙述方式。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就理解康有为的前后变化而言，1899年梁启超、欧榘甲等弟子转向共和革命，劝康有为退休的“十三太保”事件，以及1902年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两封长信，公开参与共和革命辩论，都是枢纽性的重要事件。康有为首先从倾向共和革命的得意弟子们那里感受到了革命思潮的强烈冲击，并且迅速在多个层面做出了回应。他于1900～1902年开始其经学生涯中的第二次大规模释经工作，完成了中庸注1901年、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1901年、礼运注1901～1902年、孟子微1902年、大学注1902年、论语注1902年等著作，从理论上对共和革命做出了回应。⑧1902年康有为在印度所写的两封长信，则事实上已经论及后来在欧游游记中批驳分省自立主张等重要议题。⑨当时这两封信合印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1918年康有为再次将这两封书信辑入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一书，基本上保留了这两封信的原貌。虽然康有为1902年5月在印度写下这两篇长文的时候，尚未开始他的环球旅行，但到已经结束漫长的海外流亡生涯归国之后的1918年，他的基本看法并没有大的调整和改变。康有为在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一书后撰有几段跋语，严厉批评了梁启超和欧榘甲等弟子，再次重申了自己十六年前的基本看法：

近廿年来，自吾愚妄无知之门人梁启超、欧榘甲等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至今各省分争若此，此则梁启超之功也。欧榘甲作新广东一书，流毒至今。今新广东如其愿矣，而新广东分为七政府，生民糜烂，则欧榘甲之功也。……统合十余年来各新学者之说，拾欧美唾余，高谈革命、自由、共和、联邦一切之论，自以为知新得时，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奇谬大愚，发愤以亡中国而已。……此书当时专为教告梁启超、欧榘甲等，二子离索既久，摇于时势，不听我言，谬倡新说以毒天下。吾国人尚慎鉴之，勿甘从印度之后也。⑩

如何处理梁启超、欧榘甲等人分省自立等共和革命主张所提出的问题，是康有为在1899年“十三太保”事件之后著述的一个重心，也是他进行欧游游记写作的一个重要背景。其欧游游记所阐述的“封建—郡县”问题，即是对中国分省自立和实行联邦制主张的深刻回应。欧榘甲1902年主张广东自立的政论文章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后扩展为新广东中已经简略提出在分省自立的基础上实行联邦制的主张。辛亥革命之后联邦制主张在中国不绝如缕，这是肇端之一。

康有为与欧榘甲的文章都分析了布尔人生活在南非的白人反抗英国的布尔战争和菲律宾反抗西班牙和美国的情况。欧榘甲提出分省自立的主张，与其说是对布尔人反抗英国的模仿，不如说是要创造一种足以召唤中国人革命精神的政治形势。因为如果仅仅将中国人比附为布尔人，那么，中国人首先想到的会是自己对环伺的列强的反抗，召唤起来的是“中国自立”的愿望。而欧榘甲首先要激发的是汉人对于满族人的革命愿望和意志，而分省自立可以形成汉人与满族统治者的对立，可以运用布尔人与英国人斗争的范例。针对这一主张，康有为提出“可比度”问题，指出印度与中国的高可比度，特别是“悖蒙古而自立”时的印度与排满运动刚兴起时的“当前”中国的高可比度，而中国分省自立的问题与布尔人面临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分省割据自立运动不仅意味着对清王朝的反抗，更为重要的难题是，如果通过革命摧毁了满清王朝，是否会落入西方列强这些新帝国之手？康有为把分省自立问题的重心重新拉回到

“中国自立”的层面。也正是在这一问题层面，康有为认为德国俾斯麦与意大利加富尔通过促统一而强国的例子有可比性。11康有为将梁启超等弟子的思路特征总结为：“有法、美之事理深入脑中，以为各国已然之事，大地必趋之势，故敢毅然决然为之，以为事必可成。”12以此为背景，可以说，康有为的欧游游记则是要看欧洲“各国已然之事”中包含了何种“事理”：中心问题究竟是地方分立，还是中央集权？

二、寻找欧洲“新世”动力的辩证视野

一地形与欧洲“新世”：“封建”与统一的辩证关系

康有为1904年欧游的第一站是意大利，他在意大利游记中多次指出，欧洲“封建”13之争是欧洲“新世”现代民主社会出现的主要原因，并由此延展出两个论题：一是欧洲“封建”与各国竞争之势的根本原因在于地形；二是欧洲“封建”与中国一统治法有别，从长时段历史来看各有利弊。

康有为将“封建”之争及地形因素视为欧洲“新世之所由”，并非欧游之后才有的看法。他在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接触西学之后，对欧洲政艺“致精”原因的探索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他在康子内外篇的地势篇中，以中西地势及一统列国的差别来解释孔子之教为什么不能远行，而基督教却可以。14不过此时康有为尚未将这一区别用来解释欧洲政艺发展之由。在论时务中，他认为原因是欧洲有“从赤道海逆北而流”的“逆流”，所以“人道以多变而致精”。151891年的与洪右臣给谏论中西异学书则较早将列国争雄视为欧洲兴起的原因。16此后，一统与竞争一直是康有为解释中西差异的核心要点。例如上清帝第四书论“泰西所以致强之由”，第一条原因即是“封建”并立的诸国竞争之势。17

欧游以实地观察确证和丰富了他的这一看法。日耳曼沿革考中的论述，可以看作“封建”与“新世”关系的总论：

欧洲封建之制弥亘千余年，至今虽已削藩为虚爵，而世爵之盛，犹为上议院之特制焉。比于我国与美之平等，可谓余波未殇矣。若其千余年中争竞之烈，生民涂炭，祸患惨矣。然今新世、新法、新理之生，实皆造因于封建，凡有五焉。18

康有为进一步将欧洲之争形势的形成归因于地形：

我国幸而一统千年，得以久安；不幸则以无竞争而退化，至有地球主人翁之资格而反致危弱也。求所由然，则我国地形以山环合，欧西地形以海回旋；山环则必结合而定一，还回则必畸零而分峙，殆无可如何者耶！19

西班牙游记分析南欧在西方近代海洋探索、发现新大陆方面先发的原因时，同样归因于地中海周边的特殊地形。20

康有为不仅将欧洲近代“新世之由”最后都归于地形，他还认为古希腊民主制的成因在于地形造成了诸国并立竞争之势：“此民立议院之必开于希腊者，地形为之也。”21或许可以说，凡是欧洲与中国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康有为最后都可以在地形上找到原因。可以将这一解释模式简单概括为“地形—封建—新世”。

有意思的是，当康有为解释欧洲内部在立宪议院制度等治法方面的重大差异时比如德国“政制尚严”与英国“压制不深”之间的差异，也是将原因归于地形。他认为英国和美国在政治制度形态及作用上与欧洲大陆国家有所不同，原因在于它们有“绝海”的地形。如英国游记指出，民权制度的产生是因为欧洲地形造成列国竞争之势，而“惟英能保守延长之，而成立宪议院之法耳”，原因则在于英国与大陆不接壤同时离得也不远，“几可闭关卧守”，大陆国家没有兵舰很难攻入。22

按照这一解释，在刺激新理、新政、新教、新律、新艺、新学产生之外，欧洲大陆地形所造就的列国竞争之势，也有促使“政制尚严”的另一种作用力，而“岛国绝海”康有为强调这只是“衣袖海之隔”，仅八十里，近大陆，方便输入文明的地形则有利于形成相对宽松、君民相对平等的政治格局。康有为指出英国“新世”得益于它在欧陆列国竞争之时能保持相对安宁，显示“地形—封建—新世”解释模式并非一味强调竞争。但与其说这种复杂性是一种自相矛盾，不如说呈现了极为重要的辩证关系，即列国竞争之势的形成与一国内部的统一和凝聚，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因为有列国竞争的压力，一国之内更需要统一和凝聚。因而“封建”需要放在具体的情境和“时势”中做具体分析。以当时走向统一的德国为例，“封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联邦制对于激发德国的民族精神和创造力是非常重要的形势条件，但德国内部的“封建”和分裂却是其严重的桎梏，是其敌人法兰西最希望它沉溺的状态，因而德国“一统”是其创造“新世”最为重要的任务和条件。

“地形—封建—新世”解释模式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它要论证的是中国文明未来仍然前途远大。正如黑格尔历史哲学对“历史的地理基础”的阐释，并不只是一种知识上的描述，而是为了说明世界历史从“东方”向“西方”，亚洲是起点，而欧洲日耳曼绝对是历史的终点，23康有为以地形解释西方封建成因，又以封建解释欧洲“新世”的由来，也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上的陈述。

首先，如果欧洲“新世之由来”在于地形，也就意味着“新世”并非由其他因素所造就。康有为首先排除了人种因素，也隐含地排除了革命因素。既然欧洲“新世之由来”在于地理环境，“新世”由欧洲而起并不能证明欧洲人种有优势：“故曰地形使然也。非中国人智之不及，而地势实限之也，不能为中国先民责也。”24不仅如此，英国在欧洲的领先也不意味着英国人种比欧陆国家优胜，“此自然之势，非英民有何特别之质也。”25康有为要否定的是中国人种低劣论。他说自己在游历时关心的是中国与欧美人“将来人种之盛衰”，如果中国人“果强而慧”，则西方“一时之盛”不足为恃，中国就可以像当年曾被匈奴人所蹂躏的罗马人一样复兴。26康有为的问题是：现有的世界格局是否已经无法改变，世界历史的终点是否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已经确定，中国在未来世界将有何种作用和地位？黑格尔等西方思想家所阐述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在康有为这里被用来论证中国仍然能“称雄于大地”，这是“理论旅行”的有趣之处。

将欧洲“新世”的动力确定为地形和“封建”以及由此造成的竞争之势，另一被排除的重要选项是革命。康有为之所以认为他的官制议、物质救国论、理财救国论这三论就能解决中国“既富既强”27的问题，其前提即是中国“新世”的产生不需革命。

其次，与“本原新世之由来”相应，探索中国“新世”产生的动力，也需重视“封建”与统一的辩证法。欧洲“新世”两大动力地形和“封建”的实质含义都是造成一种列国竞争的形势，因而中国“新世”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让中国能时时接受“列国竞争”的刺激。这也是分省割据自立主张的一个重要问题意识，欧榘甲在新广东“绪论”部分即提出，各省自立能够在中国创造出一种“争”的形势和动力。28但对于康有为而言，“列强环伺”的现实海洋交通的发展改变了地理已经无时无刻不在提供“争”的刺激，不必再通过分省自立来创造。同时，康有为指出“封建”纷争与统一和平对于欧洲“新世”各有其重要性虽然欧洲封建之争造就了“新世”，但西欧学艺大进则是近百年和平时期的事情，29这意味着，中国也要看到“新世”的出现与德国一统“休兵息民”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面临列国竞争，所以一国之内才需要保持强势的统一和充沛的内部活力。

二中、欧得失的辩证视野与自主意识

意大利游记等欧游游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康有为记述游历的所见所思时，不断将思绪切换到中国问题，在历时性层面“较量于欧亚之得失，推求于中西之异同”。30他追索“地形—封建—新世”的关系，把握欧洲的古今之别，包含了政治比较的方法论。康有为区分古代西方和现代西方，区分古代中国与今日中国，可以突破对中西、欧亚的抽象化比较，而开辟新的比较规则，即以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比较，以现代西方与今日中国比较。这一方法要求首先区分是哪个时期的中国或西方欧洲或亚洲，而不是抽象地以中国比较西方，以欧洲比较亚洲，也不是以古代中国比较现代西方，以古代西方比较今日中国。

基于这一方法，康有为在两个方面挑战了流行的看法有些也是他自己此前的看法。其一，西方“新世”未必有想象的那么好。如意大利游记开头部分即指出：

未游欧洲者，想其地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皆神仙才贤，岂知其垢秽不治、诈盗遍野若此哉！故谓百闻不如一见也。吾昔尝游欧美至英伦，已觉所见远不若平日读书时之梦想神游，为之失望。今来意甫登岸，而更爽然。31

其二，中国古代未必比西方古代差，很多方面要更好。康有为经常强调，西方的强盛不过就是这一两百年来的事情，大可不必因此认为中国不行了。32

康有为比较西方“封建”与中国一统之得失时，运用了将古代西方与古代中国相比较、西方“新世”与遭遇巨变之后的中国相比较的方法。在流亡之前，康有为经常用“竞争之世”与“一统之世”的区别来界定中西异同。就大的方向而言，这一判断和欧游游记有关封建裂国与郡县一统的结论基本一致，但流亡前的比较论述模式相对抽象和概念化。康有为在欧洲游记中比较欧洲“封建”与中国一统的得失，反复强调欧洲“封建”、长期战争的负面作用及刺激“新世”产生的正面效果，并同时将这两个层面分别与中国历史的长期一统相比较。康有为在大部分欧洲列国游记中都论及如下方面：与造就欧洲“新世”的“封建”、竞争与无穷战乱相比，中国的一统有更好的治法，也带来了一个更好的生活世界；虽然欧洲的“封建”带来了分裂、长期的战争和巨大的痛苦，但它造就了“新世”；近一两百年欧洲的确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中国可以通过学习获得“新世”的政艺，而且，假如为了有这一两百年的领先而要牺牲中国数千年的长期统一稳定，并不值得。33相对于流亡之前，康有为的变化但并非“痛觉前非”主要在于观察更为具体和深入，并发展出了复杂的辩证论述。他屡屡强调“物无两大，有其利者必有其害”，一统与“封建”不是简单的好或者坏的问题，要放在具体的情境和时势中做具体的、辩证的分析。

这一辩证视野与康有为一直关心的两个问题有关系：一是他在“封建”问题上“较量于欧亚之得失”，是在更深层次回应革命派分省割据自立的主张。他对“封建”分裂在欧洲历史中得失的了解和思考，是对欧洲国家分裂或者自立问题更为深远的探究；对“封建”与一统得失的权衡较量，则是在世界范围内对一统和分裂自立的利弊的思考。二是对中国人能不能重新“称雄于大地”的追问。在他看来，中、欧得失比较是重新确立自信心的一个重要基础。在系列欧洲游记中，康有为通过他对中、欧得失的辩证分析，反复论证中国“无可深愧”，不可因为欧美“一日之强”，而完全放弃自己“取媚”于他人，其主要目的在于确立中国人的自主意识。有没有自主意识，也是他批评革命派的一个主要用力点，他认为革命派“只知效法欧美而尽弃国粹”，其实对欧美并没有深入的了解。

康有为比较中西得失异同的辩证视野，因此也可以看作他确立自主意识和自信心的一种方法。这是对那种“以西方或者中国为目标”的中西异同比较思路的超越：其一，确立自主意识的关键，并不是确定中西优劣，然后以此决定中国的选择去向，而是确定中国有没有资质和自觉“称雄于大地”。在中国传统与西方“新世”之间非此即彼的思路，并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既无必要，也不明智。其二，正因为如此，才需要辩证分析，需要将中西放在世界历史、具体的时势中进行具体的比较和分析。如果所有的思考只是为了决定要“保守”坚持中国还是要“激进”接受西方，那么，欧洲游历除了寻找“中西之异同”，发现

欧洲十一国游记

本书为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康有为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国外时所写，百日维新后，康南海开始了“流离异域一十六年，三周大地、遍游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路，一生不入官，好游成癖”的考察生活、“其考察着重于各国政治风俗，及其历史变迁得失、其次则文物古迹”。尤其在意大利和法国的游历感触顿多，回国后写成意大利游记和法兰西游记，即为本书收录的主要籍章。这些游记文字涉及了很多方面的观感记录，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具有极高的价值。“西洋映像手记”这个系列主要是整理、出版清朝一些官员和知识分子到国外访问、游历的日记，这些日记是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在当时一经出版即已引起很大反响。他们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来选择、理解异域文化，从多个局部和侧面反映了传统观念在西方思潮冲击下的反应和变化。他们是借游记之名，讨论中国的问题，阐发他们政治改革的思想，要在西洋找到中国将来应当发展的理想，从而造就出一个在体制上和财富上超过西方的新中国。本书根据广智书局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初版本欧洲十一国游记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