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游记的思想文化意义
西方汉学大体分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大的时期。这种划分并不很精确，因为，在今天专业汉学的时代，游记汉学作为一种记事形态和文本仍然存在。但从西方汉学发展的长时段历史来看，这种划分仍可以使用。
从历史上看，西方早期的游记汉学有多部，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等等，但西方关于东方的游记中没有任何一本的影响能和马可·波罗游记相媲美。中国和欧洲处在欧亚大陆的两端，白雪皑皑的帕米尔高原将中国和欧洲分开，北方大漠千里黄沙无人烟，除了蒙古人的铁骑外，历史上很少有人越过。相隔就有眺望，眺望是一种幻想，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欧洲和中国通过那仅有的联系，在相互遥望和幻想。马可·波罗游记就成为欧洲人对东方最早的遥望与幻想。
这位因东方而致富的百万富翁从此成为整个西方家喻户晓的人物。马可·波罗游记的魅力何在？为什么它在中世纪牵动了那么多西方人的心？我们必须将其放在西方认识中国文化的历程中加以考察。
1291年他们从泉州起航，经南海、印度洋、红海到达阿拉伯半岛，告别阔阔真公主后，三人从陆路返回家乡。
1296年在威尼斯和热亚那的海战中，马可·波罗作为战俘被投入狱中。狱中的孤独和郁闷使他和早在狱中的比萨的小说家鲁思梯切诺Rusticiano很快成为朋友。马可·波罗东方周游的故事一下子吸引了鲁思梯切诺，两人都感到相见恨晚。于是，一个讲，一个写。一部轰动世界的东方游记就这样在1298年很快完成了。
马可·波罗游记的出版使马可·波罗名声大噪，不久这部著作便以多种文字出版，成为“世界一大奇书”。马可·波罗也成为世界第一号游侠。
西方学术界的主流一直认为这本书是真实可靠的，尽管有些不实之言，但他们一直把马可·波罗游记作为研究蒙古帝国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献。近年来否定这本书的真实性的观点再次出现，作为学术研究这是正常的现象。笔者认为从学术上来看，这本书基本是属实的，如杨志玖先生所说：“马可·波罗书中记载了大量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人物活动和风土人情，其中大部分都可在中国文献中得到证实，随着研究的深入，还可继续得到证实。其中不免有夸大失实或错误等缺陷，但总体上可以说是基本属实的。”杨志玖先生早在1941年就第一次从中国文献中找到和马可·波罗游记完全相应的文献，证实了其来华的真实性，当年向达先生认为杨志玖的文章为“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马可·波罗游记中确有不实之词，但书中所记载的大量蒙元时代的历史大都可以在历史文献中找到对应，如果一个人没到过中国，不是亲身经历，几乎不可能写出这样的内容。所以如杨志玖所说：“不管马可本人和其书有多少缺点和错误，但总起来看，还是可靠的。他的书的真实性是不容抹杀的。他对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影响和贡献也是应该承认的。他是第一个横穿亚洲大陆并作出详细记录的人，对中国的内地和边疆，对亚洲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社会情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土特产品、轶闻奇事，一一笔之于书，虽朴实无华，但生动有趣。在他以前和以后来华的西方人留有行记的也不少，在文才和对某一事件的记述方面也许远胜于他，但像他这样记事之广、全面概括的著作却绝无仅有。”
马可·波罗游记无疑是西方东方学中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是中世纪西方对中国认识的顶峰，西方人在对中国的认识上翻过这座山峰是在四百年后。但它对西方的影响绝不能仅仅从一种知识论的角度来看，还要从西方本身的文化演进来看。因为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是在其文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本质上，它是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是西方文化进展中的一个环节。马可·波罗游记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
如果有了这个角度，我们必须使用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理论。比较文学的形象学是“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而这种形象的确立并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冲动，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言说，我们只有在言说者的母体文化的广阔背景中才能揭示出它创造出这一形象的真正原因，才能真正发现“他者”的形象如何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
马可·波罗的时代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夜，而马可·波罗游记正是在文艺复兴中才大放异彩的。意大利是欧洲近代文化的长子，它所倡导的文艺复兴在本质上是对世界的发现和对人的发现。马可·波罗游记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史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说明这一点。
首先，马可·波罗游记拓宽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
其次，马可·波罗游记激发了欧洲的世俗观念。
最后，马可·波罗游记催生了近代的地理大发现。
全球化的序幕开启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第一个驾着三桅帆船驶向大西洋的也是一位意大利人——哥伦布。而这位意大利的水师提督正是马可·波罗游记的最热心读者，直到今天，在西班牙的塞尔维市的哥伦布图书馆还存放着他当年所读过的马可·波罗游记。其实，当时迷恋着契丹的绝不仅仅是哥伦布，意大利的地理学家托斯加内里PaolodalPozzoTo⁃scanelli也是一位着迷契丹的人。他自己画了一张海图，认为从里斯本出发越过2550海里就可以到达刺桐港。
他在给哥伦布的信中详细描绘了富饶的契丹，他说：“盖诸地商贾，贩运货物之巨，虽合世界之数，不及刺桐一巨港也。每年有巨舟百艘，载胡椒至刺桐。其载运别种香料之船舶，尚未计及也。其国人口殷庶，富厚无比。邦国、省区、城邑之多不可以数计。皆臣属大汗GreatKan，拉丁语大皇帝也。都城在契丹省。”哥伦布在漫漫的航海途中面对重重困难，但他坚信托斯加内里的判断，可以说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他战胜全部苦难的动力。当大西洋上的海风把他的船队吹到美洲的小岛时，他还认为自己发现了契丹，他要“去行在城，把陛下的亲笔信件交给大可汗，向他索取回信带给国王陛下”。
契丹的财富不仅吸引着哥伦布，当时的西班牙国王卡斯蒂利斯Castilian也渴望着遥远的财富。他和哥伦布签了一个协议：授予哥伦布贵族头衔，任命他为所有发现的地方的元帅，并可以祖祖辈辈继承，他还拥有所有他发现的地方的所有财富的1/10，并一律免税，甚至他可以向他发现的地区的所有船只征收1/8的税。两个人都把希望寄托在遥远的东方，似乎，哥伦布一到达那里就可以腰缠万贯，富比万家。他对契丹的向往使他和渴望契丹财富的西班牙国王一拍即合，他带着西班牙国王的致大汗书，带着马可·波罗游记给他的梦想，出航去寻找契丹，寻找那香料堆积如山、帆船遮天蔽日的刺桐港。
实际上，哥伦布至死仍坚信他所发现的国家就是亚洲的东海岸，就是契丹。“这种信念在哥伦布死后二十余年仍未销声匿迹”。甚至在后一个世纪中，当已经确定中国是契丹后，仍有西方的航海家们不死心，如英国的许多探险家，他们仍然将契丹作为寻找的目标。马可·波罗游记对西方人的影响真是太大了。正如拉雷在英国十六世纪航海史一书所说：“探寻契丹确是冒险家这首长诗的主旨，是数百年航海业的意志、灵魂。”
1603年，耶稣会士鄂本笃第一次证实了“契丹”就是“中国”。死后他的墓志铭是“探寻契丹却发现了天堂”。对哥伦布来说是“寻找契丹却发现了美洲”，实际上是发现了新世界。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