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平之境:从意大利游记看康有为欧亚文明论
一、引论笔者近期考察了法国社会学年鉴派(下文亦称“法兰西学派”)文明叙述在一战前夕的缘起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长为人文科学的历程(王铭铭,2023,2023a,2023b；XuandJi,2023)。本文拟自西返东，回望“学科格式化”(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Wang,2023)之前中土知识人对同一主题(“文明”)的论述。本文将集中审视康有为的相关看法。众所周知，康有为是世变阶段“先时之人物”(梁启超，2006：105—108)，著述浩如烟海，自身构成一个宏大的思想世界。为了避免力不从心可能导致的问题，本文将运用社会人类学惯用的个案研究法，在这个思想世界中划出一个如村社一般的方法学“分立单元”(isolate)(如Fei,1939)，将其众多作品中的一个——意大利游记——视作窥视其内里的窗口。
意大利游记1完成于1904年末，所述主要内容为康氏游意大利时的行旅和所见、所闻、所读、所想，按行程时间顺序编排，如同日记，并非学术专著。不过，康氏在文本中也收录了不少带论说文特点的附文，2这些附文篇幅不大，但学术含量厚重，系统呈现了康氏文明论的要义。
康有为的思想与事迹已得到近代史家、思想史家、哲学家的专门研究，之所以关注康氏意大利游记，乃因笔者是一位对华文异域志传统有浓厚兴趣的社会人类学研究者，这一文本关涉笔者所从事之专业长期存在的问题。在人类学学科领域，西方中心主义(这一“主义”的面目变幻莫测，时常带着其他“主义”的面孔出现，产生影响的方式极其微妙)有着巨大支配力，本土学者有责任立足于“我者”的知识土壤，畅想其既有之“他者看法”(perspectivesoftheOther)的当下价值。为此，本文追溯了华文异域志传统的源流(王铭铭，2007)，发现康氏相关著述有着突出的重要性。
康氏在海外游历中进入的是人类学研究者常引以为自豪的“他者之境”。康氏之创作旨趣超越了“我者”局限，文体富有异域志形质，相当接近人类学的异域叙述。这一形质并不由他新创，更非由模仿而来(当时人类学尚未在华立足)，而是他通过因袭扬弃古人积淀的传统而来。
华文异域志出现得很早，其对象区域与近代欧美人类学同等广泛而多样，早已涉及西方这个方位，如西王母之境。到了中古，“中西通道”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