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式的。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还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
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的下起雨来了。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青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着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的说：
“唉，天可真凉了——”这了字念得很高，拖得很长。
“可不是么？一层秋雨一层凉啦！”
北方人念阵字，总老像是层字，平平仄仄起来，这念错的歧韵，倒来得正好。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的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颗儿，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尘沙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ＧｏｌｄｅｎＤａｙｓ。
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譬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地心游记
一个星期天，1863年5月24日，我的叔父黎登布洛克教授匆匆忙忙地跑回到他的小住宅去，那所房子是在科尼斯街十九号，这是汉堡旧城里一条最古老的街道。
我们的女用人马尔塔以为她做饭做晚了，因为饭菜现在才开始在锅里嗞嗞作响哩。
“好吧，”我对自己说，“我的叔叔要是饿了，他会大喊大叫的，因为他是性子最急躁的人。”
“黎登布洛克先生这么早就回来了！”马尔塔冲进饭厅的门，惊慌失措地喊着说。
“是呀，马尔塔，可是午饭还不到时间呢，因为还不到两点钟。圣密谢教堂刚刚打了一点半钟。”
“可是为什么黎登布洛克先生就回来了呢？”
“他大概会告诉我们为什么的。”
“他来啦！我要走开了。阿克赛先生，你要向他解释一下啊。”
马尔塔又回到她的厨房做饭去了。
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但是向一位脾气最暴躁的教授作些解释不是像我这样性格马马虎虎的人做得来的。我正在打算小心谨慎地回到我楼上的小房间去，那时外面的大门响了一下就被推开了。沉重的脚步压得楼梯吱吱作响，这房子的主人穿过饭厅，立刻跑到他的工作室去了。
可是在他急促穿过饭厅的时候，他把他那根圆头手杖丢到房角，把他头上的大帽子丢到桌子上，又向他的侄子大声命令道：
我还没来得及行动，教授又用急躁的声音向我喊道：
我赶快飞奔到我这位厉害老师的书房去了。
黎登布洛克并不是一个坏人，这我也愿意承认；但是，除非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奇迹，不然他这一辈子总是个怪僻的人。
他是约翰学院的教授，讲授矿石学；在讲课的时候，他总要发一两次脾气。他并不理会他的学生是否按时上课，是否用心听他讲授，学习上是否有成就，这些细节他全不关心。用德国哲学家的话来说，他是凭“主观”讲课的，讲课只为他自己，而不是为了别人。他是一个自私的学者，一个科学的泉源，但是想从这个泉源里打水上来却是很费事的。一句话，他是个吝啬鬼。
在德国有一些教授是这样的。
不幸我的叔父在发言方面有些欠缺，在熟人中间闲谈还好，在公共场所就不行。作为一个讲演者，这是很可惜的缺点。所以在学院讲课时，教授常常为了同一个不易从嘴里说出来的特别刁难的字进行斗争而中止发言，那个字抗拒到底、越来越胀大，终于以不太科学的骂人粗话的形式脱口而出，随着就是一阵大发雷霆。
在矿石学里有不少半希腊半拉丁的名称，都很难念，一些古怪名称就连诗人的嘴也说不出来。我并不要说这门科学的坏话，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当一个人碰到什么“菱形六面结晶体”、什么“松香沥青化石”、什么“给兰立特”、什么“谭加西特”、什么“钼硫铅”、什么“矿铐强酸盐”、什么“养钙矽”，就是最灵活的舌头也会说错。
在这城里，人人都知道我叔父这个可以原谅的毛病，他们就欺负他，他们等他说到困难的地方，他越生气，他们就越笑；这就是在德国也不能算是很有礼貌的事。所以虽然听黎登布洛克教授讲课的人很多，其中总有不少人是经常来欣赏教授发脾气，开开玩笑的。
不管怎么样，我总得强调一下，我叔父是个真正的学者。虽然他有时动作有点粗鲁而把一些标本搞坏，他却有地质学家的天才和矿石学家的锐敏观察力，用起他的锤子、他的钻子、他的磁石、他的吹管和他的盐酸瓶子来，他是很在行的。从某一种矿石的裂痕、外表、硬度、可熔性、响声、臭气和味道，他可以毫不迟疑地判定它在现代科学所发现的六百种物质中是属于哪一类。
黎登布洛克的名声在所有国家科学机关学会里都得到尊敬。亨夫莱·达威先生、德洪伯特先生、佛兰克林和萨宾大佐路过汉堡的时候，都要来拜望他。还有贝凯雷先生、埃贝曼先生、布鲁斯特先生、杜马先生、米尔纳·埃德渥先生都喜欢同他研究化学方面的重要问题。他在这门科学上有过很多发明。1853年在莱比锡城发表了黎登布洛克教授著作的超越结晶体学通论，这是一部附铜版插图的巨著，但因为成本太高，还要赔钱。
此外我的叔父还做过俄国大使斯特鲁维先生的矿石博物馆的主任，那里的宝贵收藏是全欧洲著名的。
向我急躁地喊叫的也就是这位大人物。你们可以想象一个高个子，瘦瘦的，非常健康，外表很年轻，所以这五十岁的人看来只有四十岁。他的大眼睛不停地在他的大眼镜后面转动；他的鼻子长而且尖，像一把尖刀，顽皮的学生们常说那是一块磁石，可以吸起铁屑。那都是瞎说造谣；不过，它确是可以吸鼻烟，而且数量很大，这一点不假。
我还要补充说明，我叔父迈一步足有三英尺[1]，而且他走路时紧握双拳，说明他的脾气很激烈，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别人怕接近他了。
他就住在科尼斯街的这所小房子里，房子半砖半木，有锯齿形的山墙，旁边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运河穿过汉堡旧城中心，那地区幸免于1842年的火灾。
不错，这所老房子有些歪斜，而且向外凸出；它的屋顶倒向一边，有些像土根朋的学生的便帽；它的垂直线条也不太高明。可是总的说来，它还很牢固，这是由于它前面长着一株根深叶茂的老榆树，在春天那株树就把它的花蕾紧贴在玻璃窗上。
我的叔父在德国教授里要算过得不错的。这所房子和房子里的人全属于他。家属里有他的教女格劳班，一个十七岁的维尔兰地方的少女，还有女用人马尔塔和我。由于我是个孤儿，又是他的侄子，我成了他科学实验中的助手。
我要承认我对于地质学非常爱好，我的血管里有矿石学家的血液，而且我玩起我的宝贵的石头来永远不会厌倦。
总的说来，住在科尼斯街这所小房子里是可以过得很快活的，虽然这位主人的脾气很急躁；因为他虽然态度上有些粗暴，但他还是很爱我的。可是这个人不能等待一下，永远急得要命。
四月间，他在瓦盆里种了一些木樨草和牵牛花以后，每天早晨他都要去拉拉叶子，让花长得快一些。
对这样一个古怪的人，只有服从命令。于是我就赶快跑到他书房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