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英国和澳大利亚关系的影响
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英国和澳大利亚关系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国际政治局势和国际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互为宗主国和自治领的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发生了由近而远的改变，在此过程中，二战起到了“高效催化剂”的决定性影响。通过对战争局势分阶段的解读，追溯和分析两国关系的变化因素以及对现实的参考意义。
英国；澳大利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国际政治局势和国际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互为宗主国和自治领的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发生了由近而远的改变。二战之前，英澳关系稳定而密切，“英国中心主义”为澳大利亚的思想主流，大多数的澳大利亚人在情感上深深忠诚于英国［1］21。
笔者认为，英澳两国关系的疏远是在二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发生的“突变”，是在内部脱离英国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由于日本威胁的外部压力而导致的转变。接下来，我们将二战分为四个时段，论证二战在英澳关系转变中的决定性作用。一、从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至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帝国海军袭击美国珍珠港。从短中期看，此袭击对日本而言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在此后半年中，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无足轻重，使得日本可以基本上忽略其余列强在东南亚的力量，一周之内便开始进攻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南半岛。日本在亚太的迅速扩张给澳大利亚带来了非常大的心理恐慌［4］252。
澳大利亚将在二战初派遣援英的武装部队第七师与第九师分别从中东调回国，以抵御日军的入侵。1942年2月22日，柯廷总理至电报丘吉尔说：“鉴于皇家澳大利亚部队在中东所做出的功绩……我们感到有权利盼望他们尽早调回来……”［8］147
面对英国在新加坡的败退和关乎国家生死的危险境地，澳大利亚第一次做出了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转折，即寻求与美国合作。早在1941年12月，澳大利亚总理柯廷曾说：“我毫不保留地指出，澳大利亚指望着美国，但这对我们与联合王国的传统血肉关系丝毫也没有损害。”［1］179这标志着澳大利亚由“英国中心主义”时期迈入了“美国中心主义”时期［11］16。1942年4月，以罗斯福为主席的太平洋战争委员会成立，整个太平洋地区成为了美国的责任区，总指挥为麦克阿瑟将军。3月，他的到来赢得了墨尔本群众热忱的迎接。美军开始以澳大利亚为基地，与澳大利亚军队一同在太平洋地区对日作战。
在伦敦，英澳关系的恶化引起了部分政界人士的重视。自治领秘书克兰伯恩勋爵认为，忽视澳大利亚的情绪具有潜在的“灾难性”，很可能会在其他自治领煽起“离心力量”。但迫于战争的压力，英国多数的政治家对此无暇顾及，更没有理会澳大利亚对于在伦敦获得内阁级代表权的愿望。二、从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至1943年11月开罗会议
1943年初，二战进入了转折时期。英、美和法国领导及高级将领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战略会议，会议通过了美国提出的对日作战方案。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随着全球的战争局势对同盟国有利的发展，澳大利亚开始考虑其战后在亚太新秩序中的地位问题。在“美国中心主义”的前提下，澳大利亚的外交倾向游离于英美之间。美国驻澳官员尼尔森·约翰逊总结道：澳大利亚正“被同时牵引向两个方向。其中，主要的和牵引力更大的方向是朝着英帝国……然而，日本在太平洋地区争夺控制权的举动鼓舞了澳大利亚向相反的方向移动，即向着追求更加独立的国家地位和与美国结交的自由的方向移动。这是因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具有主导地位而澳大利亚在国防方面依靠着美国。”［4］365
在太平洋战场上，尽管美澳军队保持着总体上较好的合作，但澳大利亚介意美国没有在太平洋战争委员会中给予自己足够的重视。澳外交部长指出：“在太平洋地区安全体系内，澳大利亚可能会被体系中最强大的伙伴所支配”［4］365，并提出“日后可能需要借助某个欧洲力量来抗衡亚洲或美国的影响。”［4］365澳大利亚总督克罗斯请求英国在亚太地区扩大英军的影响力，以与美军相对应并服务于“英澳关系未来的发展和英国在我国的主流影响地位。”［4］367
随着国力的衰弱，英国意识到英联邦内部团结的重要性，其最紧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在实现团结的同时，如何“满足各自治领在以独立国家身份立于世界时的合法要求”。［4］365英国给了澳大利亚一定的军事援助。在首相至空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电报中，丘吉尔写道：“我们应该对保卫澳大利亚和太平洋战争有所贡献，这对于英国自治领和英帝国的未来，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澳大利亚派到我们这里来的8100名飞行员，其中包括他们最优秀的飞行员，而且他们在帝国训练计划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这些事实来看，我们在空军方面是欠了他们很大的人情的。”［9］559三、从1943年11月开罗会议至1944年9月第二次魁北克会议
1943年，战争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此期间，英澳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和。1944年初，英国初步决定向太平洋派遣自己的舰队，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后勤基地对日作战［5］367。陆军元帅、帝国参谋总长艾伦·布鲁克爵士认为，直接参与对日行动有利于巩固与美国的同盟和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也有观点认为，英国在太平洋战场上从之前的消极抗战到此时的有限参战，是因为起初英国希望借助美国之力夺回自己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而此时又担心被美国的势力所取代，才最终被动地担负起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责任。
柯廷强调，英国如此的贡献是澳大利亚最为欢迎的［4］479。他此时的语气与在1942年宣称澳大利亚指望着美国的时候截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面，他很坚定地认为，当时澳大利亚求助于美国是完全正确的外交政策。他对英联邦的同事们说：“他并不为澳大利亚在受到严重威胁的日子里求助于美国而道歉……但是，受美援助丝毫没有影响澳大利亚人与联合王国身为一家的意识。他急切希望看到英帝国在远东的权威再一次树立，看到英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度的实际表
柯廷进一步建议英国在国防和外交方面增强英联邦内部的合作，在英国首相和驻伦敦大使间定期召开会议，并争取设立一个永久性的英联邦秘书处。这样，英联邦就能够在实质上成为一个国家集团。然而令柯廷恼火的是，丘吉尔对此建议毫无兴趣［4］480。四、从1944年9月第二次魁北克会议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在战争的最后期间，澳大利亚和英国在军事行动上配合密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为“强有力”的英国舰队“参与由美国领导的重大对日作战行动”［5］368提供了基础。在之后一年的时间里，有123艘英国军舰停靠在澳大利亚的港口，350艘在修理维护。在英国太平洋舰队任务的高峰期，约有30000名澳大利亚人在从事后勤工作。
然而，澳大利亚与英国海军的合作并没改变两国关系淡化的趋势。二战的经历使澳大利亚认识到美国而非江河日下的英国才是国家安全的依靠。尽管澳大利亚对美国在亚太势力的过度膨胀也有些许的顾虑，但澳大利亚希望在和美国保持亲近关系的同时也留给自己一个有影响力的角色，但这在实际中难以兼得。美国希望在远东和平与亚太地区未来发展中居领导地位，而由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追随其后［4］651。澳大利亚弃英投美的趋势开始于二战，而在战后的朝鲜、越南等战争中越来越明显，这是澳大利亚从“英国中心主义”转向“美国中心主义”的外在表现。五、结论
[6]何跃.论英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双重使命[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6).
[7]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8]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命运的关键[M].南方出版社引进.Cassell&Co.,Ltd伦敦1968.
[9]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五卷紧缩包围圈[M].南方出版社引进，Cassell&Co.,Ltd伦敦1972.
[9]孙晖明.面向21世纪的中澳关系展望[J].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2002.
[10]王品.试论澳大利亚对英国关系的演变[J].辽宁大学学报，2003.
[11]陈驰.试论澳大利亚国家角色的演变[J].外交学院学报，2007.
杨啸寒，武汉大学湖北武汉430072历史学院世界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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