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旅行社敢报价，就没有游客不敢报名，被甩团无悬念

4月16日，上海多家旅行社招徕、组织游客30人，从上海出发开展“全景新疆17日游”行程，接待社为熊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因该团消费不足，2023年4月28日，该团在行程最后一天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被甩。

今年4月，温州市多家旅行社与新疆骏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签订了散客委托招徕确认书，并将组织、招徕的155人于4月中旬分3批开展“全景新疆17日游”行程，地接社为新疆骏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4月28日，其中28人团在昌吉市被甩；4月29日，其中93人团在吐鲁番市被甩，34人团在乌鲁木齐市被甩。

经查，熊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持有营业执照和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法定代表人：徐增标。

2023年，该旅行社因未与旅游者签订书面旅游合同，被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罚款5万元，该社负责人徐丹丹被罚款4000元公司和负责人的行政处罚至今尚未履行。该旅行社多次存在恶意“甩团”行为，已被海口市停止了海南省旅游电子行程系统的使用，公司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目前，熊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分公司14家，无一家分公司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新疆骏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持有营业执照，注册时间2023年7月22日，法定代表人：朱兴春，无经营旅行社业务资质。经执法人员核实，新疆骏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未在其住所地址办公，无法联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据调查，新疆骏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委托新疆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办理公司注册业务，法定代表人朱兴春全程未露面，仅由徐丹丹通过微信方式提供相关文件材料并支付代办费。该代办公司还接受徐丹丹的委托，分别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兵团十二师五一农场注册了新疆骢域国际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和新疆文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新疆文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向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申请办理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未被通过。

据了解，5月中旬以后，熊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新疆骏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还将使用涉案相同模式接待几十个团2000余名游客前来新疆旅游，其中涉及上海、浙江、江苏、安徽4省市7市。

目前，集中办案组通过掌握的证据资料，已对两家涉案旅行社立案调查。由于上述2家公司涉案金额巨大、牵涉游客人数众多，已经涉嫌构成非法经营罪。集中办案组已将熊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案件线索移交海南省相关部门，拟将新疆骏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涉嫌非法经营罪移交公安机关受理。

同时，内地多家旅行社涉嫌将旅游业务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旅行社、涉案导游涉嫌私自承揽业务等案件线索将移交相关省市文旅部门处理。

执法人员在调查中发现，旅行社及交通运输行业存在诸多管理漏洞，造成案件的调查取证困难。

1.交通运输行业阴阳合同现象普遍。本次涉案旅游车辆涉及6辆旅游大巴，分属5家不同的租车公司，均为涉案人员制造虚假包车合同办理包车单，实际用车单位与包车单上登记用车单位完全不一致。

2.公司注册门槛过低，使用虚假信息代办严重。经查，涉案人员徐丹丹委托代办公司注册3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全程未露面，实际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根本无法联系到相关责任人，所留联系电话也无法打通。

3.旅行社恶意低价现象屡见不鲜。部分内地旅行社发布新疆旅游线路产品涉嫌低价竞争，实际以要求游客购物获取回扣赚取利润，无法保证旅游者旅游质量。本次涉案部分旅行社发布新疆旅游产品宣传最低1980元/18天且买一送一，平均每名游客18天吃住游团费不足千元(实际成本在4000元以上。

本次“甩团”案件，涉案人员众多，涉案金额较大。涉案人员分工明确、组织严密，通过编造多种虚假身份利用微信、手机等通讯工具进行操作、联系、转账，隐蔽性较强。目前已经能够基本确定，熊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新疆骏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实际为同一批人员负责具体业务。

熊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分公司14家，无一家分公司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新疆骏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持有营业执照，但却“无经营旅行社业务资质”。经执法人员核实，新疆骏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未在其住所地址办公，无法联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一个是没有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另一个则是“无法联系法人代表”且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违法经营、空壳公司竟然还能招徕游客？谁之过？

对于旅行社“甩团”的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七十条：旅行社具备履行条件，经旅游者要求仍拒绝履行合同，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滞留等严重后果的，旅游者还可以要求旅行社支付旅游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赔偿金。

简言之，对旅行社“甩团”的顶格处罚只是罚旅费的3倍。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九十七条：······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问题是，熊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没有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又如何吊销呢？

虽然有对违法旅行社的“老板”实行三年不能涉入旅游行业的惩罚，但被处罚的“老板”就不能换个人头继续经营旅行社吗？

最悲催的可能就是涉事导游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一百零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被吊销导游证的导游、领队和受到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处罚的旅行社的有关管理人员，自处罚之日起未逾三年的，不得重新申请导游证或者从事旅行社业务。

考个导游证已经不容易了，钱又挣得不多，三年不能涉入这个行业，可能只能改行了！

‍尽管“甩团”事件中的两家涉案旅行社已被立案调查，但更应该清醒的看到，案件本身并非孤例，在许多地区类似事件的发生并非鲜见。产生原因其实无论是旅游企业还是游客本身乃至相关管理部门是清楚的。

“赌”字当头，游客与企业都是抱着一颗赌博的心理，一个敢报低价，一个敢参团，互相之间形成一个博弈。一旦无法得到满意结果，其最终必定会产生类似的后果。

以本案为例，企业对外报价“全景新疆17日游”1980元，在新疆玩18天而且还是买一送一，折算下来人均团费980元，收客以长三角地区居多，实际团费还不足一张往返机票价格。假定从上海出发，即使是廉价航空上海-乌鲁木齐旅游淡季往返机票也要2400元左右，这仅仅是机票价格，尚未包括游客18天行程中的食宿、交通、门票等，很显然是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游，坑有多深大家心知肚明。

如今的游客历经多年的低价旅游模式，早已了解了这里的奥秘，就是抱着你敢报价我就敢报名，反正我把钱包捂死，看你能奈我何？

对于旅行社来说，如果是正常价格，很难收到客人，而低价却能吸引大批游客，为了弥补低价的缺口，就必须要求导游带游客购物来补贴团费的不足，这已经成为顽疾，但游客并不因为低价会买账，而是抱定誓死不掏腰包的决心，因为合同中只能注明会进购物店而不能强制消费。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导游被投诉事件，其实导游只是背锅侠。

游客旅游体验差，导游带团心惊肉跳，旅行社也未必得到益处，如此这般各方均是受害者，为何还能在市场上大行其道？毫无疑问，其中一定是有人能够获利，并且风险不大，在利润面前，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说过：资本“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

从旅行社的本质来说是为游客提供旅游服务，既然是服务，理所应当应该有报酬，也就是服务费，事实上，旅行社的报价中很难体现到服务费，游客并没有清晰的看到服务的价值体现，由于在旅游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中，购物本是满足客人需要的一种服务，基本人们出去旅游都会购买一些当地的特色产品，这也是人之常情，旅游行程中有购物并不为过。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购物换补贴的模式，从旅游团队中大部分人购买，到少部分人购买，其产生的利润如果能够覆盖团费，这样的团基本不会产生投诉，但是如果大部分不买，或者买的不够，那么旅行社势必要亏损，导游也会因此承担巨大压力。

在对赌过程中，合规守法经营的旅行社才是真正的受害者，甚至会产生劣币驱良币的效应，让合规守法经营的旅行社难以生存。而那些以低价团横行的旅行社，犹如蝗虫过境，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掠过，把一个地区的市场搞乱，韭菜割完就转场下一个地区，导致当地那些合规守法的旅行社难以正常经营。

而游客为了获得低价旅游，往往并不是在正规旅行社去报名，随着网络发达，各种社群、社区都活跃着一批并非旅行社的旅游组织者，他们并未按照旅行社正常经营的流程来参团，而是以网上形式，或直接转账给个人，也不会对正规旅游合同特别在意，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这也给旅游监管部门带来难以取证、难以有效监管的难题。

这次新疆两家被立案的涉事“旅行社”也是因为涉及面广，影响恶劣，受到有关部门重视，但类似情况还有多少？无论是供需双方其实都很明白。根据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旅游主管部门执法机构能够依据的仅仅是旅游法的授权，而对于不在授权范围之内的问题，是无法单凭自身能够解决的。需要旅游、市场、物价、商务、公安等多部门联合执法，有针对性的依据不同法规去处理，但这是旅游主管部门能牵头所为吗？显然不是，还是要有更高层面的协调解决。

作为游客要为自己负责，不要去冒险，出门旅游一定要找正规旅行社报名、签订旅游合同否则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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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乱象缘何愈演愈烈

    近日，中消协公布国内部分旅游线路体验式调查报告，调查中的96条旅游线路皆存在各种问题，其中74%以上线路存在相对严重的问题。报告公布了获赔付难、诱导购物、压缩行程等10起典型案例。联想起不久前接连曝光的“青岛天价虾”“桂林抢钱一日游”“内地游客在香港被殴”等负面新闻，人们对旅游市场的乱象不免忧心不已。 

    当前，我国旅游业正处在高速增长阶段。2023年我国国内接待游客达36.11亿人次，旅游消费逐渐成为消费热点。出游本是开心事，但一想到旅途中可能遭遇各种旅游陷阱，出游心情总要大打折扣。旅游乱象，缘何愈演愈烈？中国旅游的品质应如何提升？ 

A.导游之乱：“低价团”为何屡禁不绝 

    ■案例：“本来想带孩子去看看天安门和长城的，却成了‘噩梦一日游’。”今年国庆节，来自湖北的萧先生一家报了个120元的北京一日游，上车后发现被坑：导游要求加钱，八达岭长城变成了水关长城，游览时间被缩减，四个购物点必须凭购物小票才能上车……最后一车人被扔在水立方附近散伙。一天下来不但没来得及去看天安门，甚至误了回家的火车。 

    在北京的火车站、天安门广场等地，总可以看到一些四处吆喝着招揽“一日游”生意的人，一些旅馆里也常贴有“一日游”的广告，对于从外地来北京旅游的人来说，这里处处隐藏着“陷阱”。记者发现，在网上，像萧先生一样因报名“北京一日游”而受骗的网友不在少数，网络社区里控诉类似经历的帖子比比皆是，游客所经历的骗局都极为相似。尽管也曾有媒体曝光，但这些非法导游和车辆至今仍没有消失。有网友表示：“浪费一天宝贵的时间和很多钱，以后再也不会来了。” 

    个别的不良事件，往往会直接抹黑一个城市或地区的旅游品牌形象。业内人士透露，短线“一日游”往往都是各地旅游市场的“重灾区”，有些旅行社会在未告知游客的情况下“转团”给不正规的旅行社或导游。 

    萧先生所经历的便是这样的情况：“明明觉得在网上找到了一个靠谱的旅行社，但却遭遇中途换车，结果被盛气凌人的导游一路‘训斥’，简直任人宰割。” 

    中消协的调查报告指出：在合规性上，强制消费现象依然存在，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尤为严重，一些旅游区的商品质量难以保证；在强迫购物方面，有32.6%的体验员反映导游有安排超计划购物、强迫购物的行为，西南、东北、华南地区较为严重；在强迫参加自费项目方面，28.8%的体验员反映有导游强迫游客参加自费项目，东北、华中、华南、西北地区较为严重……调查还发现，这种强制消费背后是获取回扣等利益驱动。总体上有28.8%的体验员表示看到或听到导游在景区商家拿提成的情况。 

    以低价诱导游客参团，再诱导或强迫购物和消费，已成为各地大多数旅游纠纷和投诉事件的主因。在近期曝光的多起旅游乱象事件中，很多都看到了“不合理低价团”的影子。 

    北京旅游学会副秘书长刘思敏认为，造成“低价团”屡禁不绝的原因，一方面是导游和旅行社行业经营成本低，退出机制不完善，导致供过于求、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是游客贪图便宜的消费心理，成为“低价团”滋生的土壤。 

    中青旅质检合规部总裁李广告诉记者，一般来说，与旅行社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导游，应该由旅行社支付基本工资、带团费、奖金等劳动报酬。但在热门旅游地，非正式导游占了大多数，他们并不是由旅行社支付工资，也没有“五险一金”，甚至需要向旅行社交“人头费”来“买团”，那么收取购物回扣成了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长期以来，导游行业从冷到热，但导游的生活、工作保障却越来越差，旅行社以兼职形式聘用导游的模式逐渐被业界默认接受，由此导致了恶性竞争的环境。“应当适应市场供求变化，建立导游行业合理的进出机制；提高导游待遇，保证导游的合法收入。”刘思敏指出。 

B.景区之乱：随意要价何时休 

    ■案例：今年“十一”黄金周，是国家旅游局公布5A景区最大承载量并实施限流的首个黄金周。部分景区公布了限流公告，引导消费者理性出游。但调查发现，黄金周期间仍有部分景区超量接待，使得“限流令”流于形式。还有一些热点景区因为限流，导致“黄牛”大行其道，给游客买票带来困扰。 

    对于景区票价的规范，刘思敏指出，应改革现行的管理方式。如对景区实施分类管理，将景区资源分为公益型、市场型和混合型。对于社会公益价值较强、旅游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的自然垄断产品，应免费或少收费；而对于市场化产品，则应让游客“用脚投票”，不过度干预，从而使票价机制更合理完善。“至于某些私自从内部拿票的‘倒卖’行为，应当严厉打击，通过实名制等方式杜绝‘黄牛’。”刘思敏说。 

    除了门票管理以外，不少景区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也是游客抱怨的重要“吐槽点”。尤其节假日期间，监管的缺位让游客不得不时刻提心吊胆，谨防被宰。不久前38元一只的青岛大虾，让山东的旅游形象大受影响，事后警方、物价局、市场监管局的多方推诿，更令人无比失望。 

    也有游客提出，有些看似可以自由选择的消费实际上属于景区捆绑消费。如山上的缆车，对于年纪较大或体力不佳的游客是必须消费的项目，而偏偏这种项目价格贵得离谱，远超过门票价格。 

    景区的管理规范，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中消协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调查中发现的景区问题包括：过于拥挤，娱乐设施不安全，存在倒卖门票现象，随意涨价等。如亚龙湾热带公园包车服务，价目表上直接写明“黄金周价格上涨50%，其他法定节假日价格上涨20%”。此外，还存在卫生间不卫生、代步车不方便、垃圾箱数量不足、商品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等问题。在饮食方面，31.6%的体验员评价团餐不够卫生，35.9%指出餐饮价格明显高出其他地区同类食物；住宿方面，36.4%的体验员指出酒店价格明显高于非旅游区同类酒店价格，39.3%认为酒店不够卫生，设施不健全。 

    近期，为规范旅游市场管理，国家旅游局连出重拳：一批5A级景区被警告或取消，山海关景区被“摘牌”的原因就包括了价格欺诈、强迫游客捐款、擅自更改门票价格、环境卫生脏乱、设施破损、环卫人员缺失等多方面问题；公布了一批旅游经营服务“黑名单”，10家旅行社和7名导游“榜上有名”；三亚、桂林、云南等地设置了旅游警察，维护当地旅游秩序。 

    专家表示，利益的驱使使部分景区商家、旅行社失去底线，有关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部分涉嫌违反旅游法价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应依法惩处。此外，专家认为，落实带薪休假制度，缓解旅游高峰期的景区压力，也是缓解因商品和服务供不应求而导致价格上涨、服务下降的重要方式。 

C.游客之乱：违规陋习需惩戒 

    ■案例：11月的深秋，上海市郊的枫叶正到了最红的时节，越来越多的游人慕名前往观赏。然而美景在侧，不文明现象也屡屡发生：有游客拉着树枝拍照，造成树枝弯折甚至光秃；沿路垃圾随处可见；伸手摘下枫叶留念的游客也不在少数…… 

    游客在出游中的不文明陋习，成为频频被舆论批判的旅游市场乱象之一。尤其每逢节假日，出行游客增多，游客行为对旅游市场秩序的影响不断扩大。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故宫文物遭刻画、华清池贵妃雕像被“袭胸”、游客骑上600年的石兽拍照等大量案例被曝光，而随处可见的踩踏草坪、大声喧哗、乱扔垃圾、不排队等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游客的旅游陋习难改，不仅影响个人形象，更影响了他人的出行质量和旅游市场的秩序，更有恶劣者，还涉及了伤害他人、扰乱公共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近期，网上时常曝出游客辱骂、殴打导游，用热水泼空姐等事件，令当事人有苦难诉；不久前，游客因航班延误而大闹泰国机场，被网友狠批“丢人丢到了国外”。 

    要营造良好的旅游市场环境，离不开游客的自律和对不文明行为的有效管理。“旅游习惯是人们日常道德素质的体现，不文明的行为是平时不良习惯在旅途中的放大，实际上反映了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刘思敏认为，虽然目前网络批判十分汹涌，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容忍度却较高，遇到类似不文明行为一般很少制止，并没有形成用行动去讨伐的整体氛围。 

    旅游法规定：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而目前看来，由于执行机制的不完善，其对出行者的实际约束作用十分有限。 

    今年4月，国家旅游局发布关于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对游客的不良行为进行监督和惩戒。实施几个月以来广受各界好评。到目前为止，已有11名游客上榜，其中大闹泰国机场、攀爬红军雕像、强行打开飞机应急舱门、用热水泼空姐等恶劣事件的当事人都被列入榜单中。 

    然而也有不少专家认为，“黑名单”制度实际执行起来仍有困难，尤其在判定标准和取证执法方面难度较大，致使大量普通的不文明行为难以被惩戒。因此应采取更精细化的管理方式，分类评估，处以相应的惩罚，将游客的旅游劣迹变成难忘的“学费”。 

    改变游客旅游陋习，不应仅在旅游高峰期关注，更重要的是功在平时，根本在于提高国民素质，将道德意识内化于心。在刘思敏看来，旅游文明涉及法律、道德、民俗三个方面，要分别入手：法律上要继续完善对严重不文明行为的法律规范，做到有法可依；同时也要加强道德教育引导，尤其要加强涉及相关内容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让不文明行为得到“根治”。 

    不可否认，中国是旅游大国，但目前不论是景区管理、游客素质还是导游队伍建设都存在着诸多问题，整体旅游品质仍然不高，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   

    可以预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旅游需求的提升，我国旅游人数仍将快速增长。同样，旅游市场中“鱼龙混杂”、价格欺诈、恶性竞争等现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治理旅游市场的各种“乱象”，需要不断完善市场监管的体制机制，净化市场环境，维护消费者权益；也需要不断创新管理手段，探索动态化、实时化的智慧旅游模式，利用大数据提高景区管理效率；更需要通过法律和教育的手段有效提升游人的文化素质。只有多管齐下，才能切实肃清市场中的沉疴顽疾，让旅游真正走上良性有序的发展道路。 

    (本报记者 鲁元珍) 

内地旅游团重返香港后，被迫站在街头吃两餸饭！网友：游客明显被人“卖猪仔”

细看发现该批团友每人各捧着一盒两餸饭，站在街头进食。

有关贴文一出，引来大批网友留言及关注。

有人称两餸饭目前是香港名物，特别是在土瓜湾区便有多间专门售卖两餸饭的餐厅，导游只是带他们去品尝现时最受欢迎的美食而已。

说起“两餸饭三餸饭”，这几年在香港那真是爆火。

一则是因为疫情期间经济不景气，二则是因为便宜相对于香港的物价而言+量大+种类丰富，基本上每家提供两餸饭三餸饭的餐厅，有15-30道菜可供选择，吃上两三个星期都不重样。

之前有媒体采访了一家位于深水埗的兩餸飯餐厅，两道菜+米饭标价32港币约28RMB，每增加一道菜额外加收5-6港币。每一份菜新鲜出炉，分量大味道也不差。

有时候运气好甚至还能赶上海鲜。

还有店家打出“全港最平便宜”的招牌，一份两餸飯才17港币。

这样的价钱，绝对能打败99%的茶餐厅套餐，试问谁不心动？

于是近几年常常会在街头看见，两餸饭三餸饭餐厅外，每到饭点就有好多人排队买，火爆的时候甚至会排到街边转角。

在网上，两餸飯话题热度也是一直不减，甚至有专门让网友分享看法和安利及吐槽餐厅的群组。

之前曾流传一张“整条鱼两餸飯”的图片，据说这份餐包饮品只卖40港币，令众网友留言求地址。

有网友表示，就算图中这条鲳鱼是冰鲜鱼，在菜市场售价也要20港币上下，所以这盒饭真的很划算。

此外，还有热心群众特别制作了香港两餸饭地图，超200万人查看。

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梅儒瑞GregoryMay前来打卡，“终于找到机会来与香港上班族一起排队吃这个。”他点了腊味芥兰和薯仔鸡两道菜。

香港艺人王灏儿也曾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她与其身家10亿的富豪男友叶韦彤，卓悦前太子爷排队买36块钱的两餸饭的照片。

在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还有不少网友分享在香港品尝两餸饭的介绍，形容为“香港最近几年开始兴起的”、“香港最火的疫情餐”，甚至很多人注明“抵食”、“平价”、“贴地”及“香港特色”等字眼去推荐。

不过，对于内地旅游团当街吃两餸饭一事，也有不少人表示不解。

有的质疑为何旅行团无堂食；有的质疑是否该旅行团团费太低甚至是“零团费；有的联想到是否有团友不听话，拒绝购物，才被导游玩弄，被逼当街吃两餸饭；还有的认为旅行社有问题，游客明显被人“卖猪仔”…

有港媒记者找到了该内地团的行程单，发现负责接待该内地团的是一间位于尖沙嘴汉口中心的旅行社，该团一行约30人，2月28日入境停留两日一夜。

首日被安排到星光大道、金紫荆广场、黄大仙祠、浅水湾等免费景点参观后，有2个半小时的旅行社“SuperMall”购物行程，晚上再乘天星小轮夜游维多利亚港，然后入住酒店。

次日没有列出景点安排，直接由酒店接走团友送人工岛，再乘金巴经港珠澳大桥往澳门。

根据行程单据上资料，该团人入住青衣盛逸酒店，第一天团费会包午餐，第二天则包早餐；而单据最底的备注列明「正餐餐标80港币/人以下，早餐餐标60港币/人以下」。

该旅行社原本是安排团友到酒楼用午餐，结果酒楼休息，临时改安排团友吃30港币的两餸饭，换言之，每位团友的午餐成本节省了50港币！

另外，内地旅游团购买两餸饭的餐厅老板娘表示，几天前开始有向内地团提供饭盒，但强调无事先预约接洽该些生意，强调每次导游是临时来，用现金购买。

对面的点心店老板娘称，第一次见有团友集体当街吃饭盒有点惊讶，“有人来总好过什么都没有，但是旅行社应该安排的更好点。”

记者曾就事件致电向涉事旅行社查询，职员表示负责人不在，没有回应该事件。

有人认为该事件没有太大影响，有人却不认同旅行社的做法。

一花店老板娘称，“一个盒饭才三四十港币，那个团这样做好省钱，但人家来旅游是给了团费的，没理由让人家一团人在街上站着吃盒饭，我觉得这样做那些团友好可怜！”

她还称，曾看到过有导游带领内地旅游团游港铁，但港铁属于公共运输，并非旅游景点，会影响使用港铁服务的乘客，她批评旅行社为了节省成本、赚钱无所不用其极。

一药房老板质疑，“我好奇团友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安排，有没有人投诉？虽然饿肚子要吃饭，但会特意来土瓜湾吃两餸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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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家千万旅游公司老板被绑架到缅甸做诈骗，几经转手，暴瘦50斤

幸卫林这场历险是从2023年9月开始的。

此前，他曾在贵州多家电视台的电视购物频道从事经营工作，又创办了自己的旅游品牌公司，在全国拥有了142家门店，身家上千万元。

幸卫林身家千万。这是以前经营公司业务时的照片。

疫情前后，境内外旅游市场受到影响。2023年9月，幸卫林在出差途中遇到了一个旅游行业的同行，后者热情地向他介绍泰国的旅游项目。考虑到泰国将在10月1日全面解封，幸卫林判断，出境游一定会大火。他决定赴泰国考察。

没想到，刚一下曼谷的飞机，他就被烟雾迷晕，随后被绑架，卖到泰缅界河对岸的妙瓦底地区，被迫从事诈骗。2个多月后的一个凌晨，他跳下5米高墙，造成多处骨折，又被村民、黑警察、土军官多次试图转卖。

前前后后，幸卫林花了近20万人民币，终于越过边境河，进入泰国移民局。

在这里，新的一轮勒索敲诈又开始了。

被迷晕，被绑架，遭贩卖

按照幸卫林的计划，他本应该在2023年8月31日去湖南长沙出差，9月2日返回贵阳。回程机票订好后，贵阳疫情严重突然封城。回不去贵阳，9月5日，幸卫林离开长沙，去昆明谈生意。

去昆明的火车上，他认识了自称搞旅游的同行杨飞，后者聊到泰国的旅游市场，一下勾起了幸卫林的兴趣。幸卫林看了新闻，证实了对方所说的情况：泰国的确将在2023年10月1日全面放开，也不用做核酸。下车前，双方留了电话。几天后，杨飞打来电话，热情介绍了泰国考察旅游项目。

新冠疫情以前，幸卫林自己的公司也开发过不少泰国旅游路线，生意非常好。那些年，“出境游才是我们的利润点”。但两年多的疫情几乎“腰斩”了出境游。幸卫林判断，大家憋了这么久，防疫政策放开后，生意一定会大火，加上之前境外游的合作伙伴都转行了，幸卫林决定，直接去泰国一趟。“我联系好了，到了会有人接你。”杨飞说。

9月21日，幸卫林从香港飞泰国曼谷。因为是晚上的航班，走出机场，已是凌晨。

9月21日从香港机场起飞时，幸卫林还意气风发，决心在泰国开拓旅游市场。

泰国的旅游签证是与酒店绑定的，幸卫林提前订好了酒店和往返程机票。但泰国方面的合作伙伴打来电话，很热情地说一定要来接他，还以“你订的酒店不好”为由坚持要为他安排住宿。在国内做生意期间，幸卫林就经常与人结交朋友，合作伙伴安排吃住行很正常，对方又实在太热情，幸卫林就在机场二楼的出站厅上了来接他的车——一辆泰国车牌的丰田越野车。

车上除了女司机，还有两个“说普通话的中国人”。事后回想起来，幸卫林不确定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到了缅甸我才知道，很多缅甸人也会说中国话缅籍华人。他们自称旅游公司的工作人员，专门来接我。”此时，幸卫林还不知道，他已经上了一条境内境外连通的人口贩卖产业链“贼船”。

在车上聊了一会儿，有人抽起了烟，烟雾飘过来，不久，幸卫林就泛起困意，昏睡过去。等他醒来，已经到了泰缅边境界河默伊河MoeiRiver。船上四个皮肤黝黑的人，说着咿咿呀呀听不懂的语言。

过了河，一辆商务车里下来两个持枪军人。看到他们军装的肩章上有缅甸国旗，幸卫林才知道，自己到了缅甸。后来又被带到一个园区，他才知道，这里是妙瓦底市。“我心里一下子就慌了！”幸卫林说，“我之前在网上看过报道，知道这里是国际著名的网诈、贩毒、人口贩卖集中营，来了生不如死，很难回去的。”

“不要幻想，没人能救你”

幸卫林被卖给了园区里一家网诈公司，“老板是正宗的中国东北人”。安顿好后，老板劝他，“啥也不要想了，好好工作”。公司里几个中国人把他的护照、手机收走，但没有动他身上的现金。

幸卫林被安排住进一个八人间宿舍，宿舍楼是两层的活动板房。一个星期后，幸卫林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要求见老板，准备谈判赎身。他对老板说，“我之前在新闻上看到过这里的情况。你们要多少钱？要赎金的话，我叫家里人打过来，你们放我就行。”幸卫林还说，自己的手机上也有钱，可以直接转账。一听幸卫林“要手机”，老板勃然大怒，从保险柜里取出幸卫林的手机，当着他的面，用锤子砸烂了。那台苹果13Pro，是2023年7月才买的，花了9600多元。

老板警告他：“不要想着跟任何人联系，也不要幻想着有任何国家、任何人能救你。没人能救你！好好工作，什么也不要想。”

从2010年至2023年，东南亚各国的网络诈骗集团每年吸引数十万人出国从业，多为十几岁到30岁的年轻人。但在2023年后的国际联合执法行动和疫情影响之下，东南亚网诈产业面临严重的“用工荒”问题，从而刺激了绑架、人口贩卖犯罪的加剧。幸卫林这样的“大龄人士”也进入了被绑架、用工的范围。

幸卫林只能被迫参加网诈培训。配发的工作手机上，安装好了微信、Telegram。在东南亚，Telegram是一款针对欧美人实施诈骗的常用软件，根据其图标表，诈骗分子常称为“飞机”。而用来诈骗的工作微信号，大多是用香港、澳门的号码绑定的。

从手机被砸那天起，幸卫林就开始琢磨怎么逃跑。为了获得手机，他只能答应工作，以便能在园区里自由活动。他仔细观察环境，发现园区内保安很多，门口都有当地军人持枪守卫。

妙瓦底，一个近几年在国际上臭名昭著的地方。因为地方军自治，缅甸中央政府无法管辖，这里成为继缅北之后，一个新兴的网络诈骗、毒品贩运、洗钱、人口贩卖的“犯罪天堂”。最近两年，妙瓦底的“KK园区”受到国际刑警组织和各国媒体的高度关注，被称为“猪仔地狱”“死亡终点站”。

幸卫林进的这家公司从事的，是几年前非常猖獗，现在已有些过时的“杀猪盘”诈骗。这种诈骗，要求从业人员从国内的各个社交平台UP主账号盗取大量照片，虚构一个身份，到处加微信、聊天，聊成情侣关系，骗取异性或同性的感情和资金。

虚构身份的关键在于“养号”，即每天发布朋友圈、社交平台状态，加强虚拟身份的真实感。一般会发给每个员工十几甚至20多个手机，同时养号、钓鱼。按照“师父”的指引，幸卫林的人设是“深圳的、30多岁的、开红木家具厂的成功人士”。但因为他打字慢、不愿骗人，一个月培训后正式工作，他没有出成绩。之后，他还感染了新冠病毒。

幸卫林的“同事”中，短的干了3年，长的干了9年。他私下问过一个人，“关这么久，你不想跑吗？”对方回答，“跑不了的。跑出去还会被抓住的。”

其中一个25岁的广西女孩，21岁就被骗到东南亚。4年来，她被转卖多次，经历过不同的网诈公司和犯罪集团。三个月前，该女子从KK园区被卖到这家公司。“只要不好好工作，三个月没出业绩，就会被打到半死。”这个女孩曾经被送去医院，花了10万泰铢约2万人民币，才被救活过来。接着，公司打算把她转卖出去。

另有一个30多岁的四川男子，在老挝的大街上被绑架，老板以30万人民币的价格把他买了过来。“他最初应该是偷渡出来的，回不去了，被卖来卖去，耳朵被打得有点背。”

“一定要通知家人，向家里人求救。”幸卫林盘算着。

他用工作手机偷偷登录自己的微信账号。系统要求两个微信以上好友验证，幸卫林记得儿子和侄子的手机号，恢复了微信通讯录，与国内联系上。他的儿子、姐姐向贵阳、毕节两地警方报警，并向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求救，得到的回复是：“只能自救自渡”。

幸卫林理解其中的困难。妙瓦底与缅北相似，被地方政府军控制，“现在正在和缅甸政府打仗，我在园区里，都能听见附近1公里的枪炮声。”相比缅北，妙瓦底甚至更没有契约精神，可能国内付了钱也不会放人。公安机关告诉幸卫林的儿子，“最近3年，就没有从妙瓦底救出去过一个人。”

与缅北各邦不同，妙瓦底位于缅甸中部偏南，中国甚至国际刑警组织能够施加的影响很小。借助默伊河，人口贩卖成为与网络诈骗密切交织的一项大产业。“国际新闻报道最厉害的是KK园区，但其实每个园区都差不多凶残。”沿河的20多个码头，每个码头都有若干园区，偷渡、贩卖犯罪极为便利。幸卫林在位于11号码头的园区。

2023年11月初，幸卫林第一次尝试逃跑。他患有肾结石，一次肾结石发作后，疼得脸发青。幸卫林说，他怕吵着别人睡觉，跑到外面的二楼。但当时身体状况不好，他没敢跳下去。

11月13日，他终于成功了——住宿舍时，幸卫林多了个心眼，以“年纪大了，不喜欢吵”“空调干扰”为由把自己的铺位用帘子封得严严实实，因此有了一定的私密性。当天凌晨5点，他偷偷起床，从二楼爬上一处板房房顶，跨上园区围墙，跳了下去。围墙高达5米。跳下去后，幸卫林一阵剧痛，右腿骨折，在草地上躺了一个多小时，腿又肿又疼。逃离时，他特地带上了两部工作手机。

幸卫林右腿骨折，接受缅甸医生的止疼针。受访者供图

公司规定早上9点半上班。幸卫林担心，一旦上班时间不出现，被发现逃跑，他可能会被打死、枪毙，或打残后转卖。看着天光变亮，他愈发恐惧。“那是我最绝望的时候。”

早上7点多时，附近一对父子外出干活，幸卫林立刻抓住了救命稻草。“他们一看就明白我是跳墙逃出来的”。语言不通，幸卫林就用双手比划，以4000泰铢800人民币的费用，求对方将他带离，送去医院。这对父子迅速给他找来本地人的衣服穿上，做了简单伪装，又给他戴上头盔，骑摩托车把他带走。

路上，对方打电话，幸卫林以为是在联系医院。没想到，半路上来了一辆黑色哈弗两厢车，下来一名警察。“警察让我下车，上警车。但我确实动不了，他以为是我不愿下车，就从车上提了一把冲锋枪过来，又亮了一下工作证，比划着说自己是警察。”

幸卫林被扶上警车，送到一个偏远村子的“村委会治安所”。看他疼得厉害，当天晚上，警察让当地人找来医生。在幸卫林的请求下，他们还联系了一个叫“高总”的中国人。高总自称人在仰光，懂缅语，询问了幸卫林的情况后，“高总”让他写了几段文字，配成视频发过去，并称，“要向公司的北京总部汇报一下情况”。

第二天，警察又把幸卫林带上车。幸卫林打电话向“高总”求救，“你不是说要救我吗？”后者回答，“昨天晚上，整个妙瓦底的军队都在找你。没办法，不敢收留你。警察会送你去曼谷，警察局会保护你的。我们也在想办法。”事后幸卫林觉得，“我是被他利用了。他用我的事，去增加他们公司在国内的政治资本。”

“这里几乎没一个好人”

幸卫林遇上的是一群缅甸“黑警”。

头一天被拖上车时，他身上价值2万多的Gucci手表、1万多泰铢就被收走了。之后，警车带他绕来绕去，到一个商铺前，跟一辆商务车上的人“谈生意”。一名黑皮肤的缅甸华人翻译说，要带幸卫林去“工作”，问他愿不愿意。幸卫林说，“我腿摔成这样，就是为了不做诈骗，不愿工作，才逃出来的。你看我这样子能工作吗？养伤起码都要半年以上。”对方犹豫时，幸卫林又问，“你们打算把我卖多少钱？”对方回答，30万人民币。幸卫林问，“你看我现在值30万吗？”对方摇摇头，走了。

黑警又打了很多电话，送他去了几个地方。因为“没用”，幸卫林一直没卖出手。后来，黑警把他交给了一伙缅甸军队武装。虽然翻译总是尊称这名军官为“将军”，但幸卫林觉得，此人只有60多个士兵，充其量是个“上尉”。将军找来医生，给他做了基本处理。但除了止痛针有效外，其他处理也没起到什么作用。骨折的疼痛，满是蚊子的床铺，幸卫林睡不着也吃不下，身体暴瘦。

在“将军”家里，幸卫林与“将军”、士兵合影。

这位翻译也有中国血统——母亲是福建人，父亲是缅甸果敢人，18岁以前，他在中国长大，还自称在福建当过森林武警。“他说，妙瓦底的最高行政将军都下了命令，不准买卖中国人。”那段时间，幸卫林很容易相信类似的话，并把对方当作救星。但没过几天，这个翻译，甚至那个“将军”都打算把他卖掉。“我才知道，这里从军人、警察到本地老百姓，几乎没一个好人。”

他们叫了几拨人过来“看货”。但幸卫林受伤严重，售价从30万人民币降到20万，还是没人买。幸卫林就跟对方谈判，让家人打款8万人民币，请将军放了他。将军同意了。

赎身后，幸卫林终于在11月27日得以渡河，入境泰国。“我之前看过不少新闻，知道到了泰国也不好过，但毕竟能离开缅甸，而且我有伤在身，泰国应该会好好待我。”登陆时，泰国军警阻止幸卫林上岸。幸卫林打电话联系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清迈领事馆，清迈领事馆的领事与军警通话后，他得以上岸，被送到泰国湄索移民局。

湄索与妙瓦底隔河比邻，湄索移民局常年处理来自妙瓦底的偷渡人员。移民局人员看幸卫林受伤严重，将其送往医院，但“一进医院就开始谈钱”。幸卫林交了5万泰铢约1万人民币检查费，住院一个星期，花了4万多泰铢。

12月2日，幸卫林不想住院了。“医院说我得做手术，不然腿会残废。但手术要花20多万泰铢，就是5万多人民币。这里又没人照顾我。”幸卫林要求护士打电话给移民局，希望早点离开。12月3日至12日，他被关在湄索移民局，13日被送往曼谷移民总局。

在缅甸花费高价，得到简单医治后，幸卫林坐上了轮椅。受访者供图

相比之下，幸卫林觉得在湄索移民局反而不错，每个房间人不多。到了曼谷，他在一个被称作“临时隔离点”的篮球馆待了3天。“一个篮球馆关了来自几十个国家的300多人，每个人连一平方米的位置都没有，很糟糕。”

因为坐着轮椅，拄着拐杖，12月16日晚，幸卫林被正式转移到曼谷移民局。这里条件依然不好，一个大房间，关着来自十几个国家的100多人，“缅甸人最多，占了80%。”

在曼谷移民总局，用手机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幸卫林每天要交1200泰铢约240元人民币，才能拿到自己的手机。“为什么他们愿意关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是消费主力。每天，用手机要1000多泰铢，吃饭几百泰铢。”

幸卫林说，移民局里还有5人住一间的VIP房，月租金5万泰铢1万人民币。这些有钱人也会被高价勒索。“旁边有个VIP房里住着一个中国老板，听说要20万人民币才可以保释出去。”

幸卫林每天用手机做得最多的事，就是给大使馆打电话，“已经打了100多个电话”。其中有20个打通了，大使馆对他的情况做了登记，但依然没有消息。

幸卫林说，12月19日，他的朋友通过泰国移民局关系找了领导，来给幸卫林做笔录，资料已经反馈上去了。“第二天大使馆就收到我的反馈，但现在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在移民局，要拿到一张回国申请表也要大出血。“开始一张1600泰铢330元人民币，我问过大使馆，大使馆说表格不要钱。但后来，表格炒到1.2万泰铢2400元人民币。”幸卫林说，“即便这样，他们还不愿意给。因为你住在这里，每天都要消费。”

幸卫林盼望着早点回国治疗，“再拖下去，我这腿估计要残废。”

幸卫林右腿受伤严重。受访者供图

2023年，幸卫林利用在电视台工作时积累的丰富人脉和资源，创办了自己的“贵州视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简称“贵视旅游公司”，在做旅游产业的同时，公司还做电视购物、直播带货业务。

几年前，他离了婚。他说，离婚时，自己几乎“净身出户”，但目前，贵视旅游公司在全国有142家门店，加上贵阳的4套房子，两台车，以及仓库货物，他的身家至少在1000万以上。

从8月31日起，幸卫林已经离开贵州4个月。过去，他的朋友圈有时一天发四五条。9月21日，他的朋友圈显示在香港国际机场，配发的视频里，他拿着护照和机票，配文写着，“贵视旅游带你游泰国，即将在泰国直播”。

此后，他从国内朋友的视野中“失踪”了。即便用工作手机登录了微信，他也一直对国内亲友严格保密自己的遭遇。

9月27日，为了显示“存在感”，幸卫林发了两条无关痛痒的视频号朋友圈。10月1日，他用截图的方式解释，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因此包括支付宝在内的账号被冻结，无法转账，正在等待公安机关查实后解冻。“请大家勿担心勿念。只是暂时失联，不是失踪！”——这是身陷缅甸期间，幸卫林用工作手机偷发的两次朋友圈。

所谓“银行账户被冻结”，幸卫林说，因为9月5日贵阳封城，导致前面的几批旅游路线停发，而100多家门店的旅游款已经打到总部。接到游客投诉后，幸卫林需要向供应商返款80%，因此当天转出了100多万款项，再由供应商退还给游客。他的银行卡因“被怀疑遭遇诈骗”被冻结。

在此期间，幸卫林每两三天切换一下微信账号，告诉家人自己的情况，只与两个核心管理人员保持沟通，“遥控”公司的正常运转。“每次只敢登半个小时左右。只能处理最重要的事情，不可能每个人都回复。”

当家人向公安机关报警时，公安人员根据“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认为幸卫林是主动去境外从事诈骗，让家人转告，“让他尽快回来投案，接受调查。”幸卫林哭笑不得。“我巴不得赶快回去，回去坐牢也有个期限，比在这里随时会死掉强。”他甚至想使点小聪明，让朋友去起诉他“诈骗”，“我想让国内刑警通过国际刑警把我弄回国，就算判刑坐牢，查清后还能放了我。”但事后他明白，这个想法幼稚且不可能实现。

在曼谷相对稳定后，12月21日、23日、28日，幸卫林才开始在朋友圈公开自己的遭遇。12月21日的朋友圈中，幸卫林用9张照片和1700多字，向国内的亲友、合作伙伴全面解释了自己在缅甸和泰国的遭遇：

12月21日，幸卫林用2000多字，首次在朋友圈公开讲述自己的遭遇。

“66天的缅甸被绑架经历划上句号。才知道人生最奢侈的是人身及生命安全，自由和尊严。花费了近20万，身体减重42斤，从150多斤到一百零几斤，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二十几岁的身材。”幸卫林还呼吁国内的亲友，帮助他打电话向曼谷大使馆求助，“让他们早点给我开具回国证明，我就可以买机票回国了”。

同时，他在这几条朋友圈下的评论里不断感谢某些华侨商会和会长，以及“周总、崔总”“谯总”“王总”。

12月23日的朋友圈里，幸卫林发布了公司门店和以前公司活动的图片，称“周六将正常开门营业，贵视旅游总部的一切工作正常，公司一直处于正常运转状态”。同时他还写道，“感谢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这次对我的帮助和支持，也感谢那些害我的人和这次事情中对我落井下石的和趁机远离我的人，因为这是人性的自然显现，不怪你们。幸卫林还没死，相信也还能东山再起。”

12月23日，幸卫林在曼谷移民局里“遥控”公司，称“贵视旅游总部一切工作正常，公司一直处于正常运转状态“

之所以一直保密，幸卫林说，是怕生意受到影响，给总部员工、142个门店以及生意伙伴们增强信心。“一旦知道你出事，其他同行就会趁机而入，来挖你的人，挖你的门店。”

幸卫林说，陷入妙瓦底的头一个月，家人还到处报警、找关系，希望把他救出来。但看多了妙瓦底的新闻，亲友们开始接受现实，“包括我家人、朋友，没有一个人相信我能逃得出来，觉得我这辈子肯定回不去了。”甚至有亲属开始考虑把他名下的房产拿走。但也有家人在支持他——他的大姐、儿子为了帮他摆脱险境，几次转钱给他，合计七八万。

还在缅甸时，幸卫林就通过儿子代理公司业务，“遥控”生意往来。

现在，幸卫林的右腿、脚关节骨折还未康复，腰部神经压迫，胸前软骨突出。他担心残废，也担心妙瓦底的网诈集团动用关系和手段，把他从泰国移民局再次绑走。但他还在朋友圈，给别人也给自己打气：“熬过了很多苦难！希望如期而至的不只有旅游的春天，还有疫情过后平安的所有人！”

记者最近一次收到幸卫林的消息是在12月31日——2023年的最后一天，他说自己在老家贵阳开阳县政府和大使馆积极运作下，已经被保释出来，并买了机票，将于1月5日从曼谷飞回昆明。

游客转拼团受伤，组团社要承担责任吗

这周末正在家中沉浸于难得的凉风天，忽然一旁的手机开始振动，我一接听，电话那头一个焦急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思考，原来是成都A旅行社负责人，他说道：他们上个月接待的一个团中，由于人数不够，经客人同意后，将该部分客人转至另一家同行成都B旅行社合并发团，由该同行履行双方间签订的旅游合同。但行程中客人不慎摔倒受伤，经住院治疗一周，产生了各项费用共计8万余元，现客人要求我们两家旅行社共同承担责任，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承担责任吗？

下面我们来一一进行分析。

本案中，经该A旅行社负责人介绍，他们由于成团人数不够，经告知客人后，客人亦同意由B同行履行旅游合同，也即在履行旅游合同义务时，经客人同意，客人与A旅行社签的旅游合同之权利义务已经概况性地转移至B旅行社处。 

根据民法典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规定，旅游合同转让是旅游合同权利义务的一并转让，既概况转让而非部分转让。在游客同意转团后，原签约旅行社不仅将旅游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了受让旅行社，也免除了相应的违约责任与履约风险。受让旅行社成为旅游合同主体，负责接待游客，实际履行旅游合同。 

因此，对于A旅行社原签约旅行社而言，是否承担责任，关键在于在转团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即转团是否征得游客同意，转团对方旅行社是否具备合法的旅游业务经营资质。若满足以上条件的，可认定转团行为不存在过错，对旅游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不承担责任。

但上述分析仅适用于签约旅行社与游客附解除条件未成团解除旅游合同时，游客与签约旅行社转交的其他旅行社另签旅游合同之情形。实务中，通常由游客同意签约旅行社另行委托其他旅行社履行合同，此种法律关系下，游客与签约旅行社仍然是旅游合同相对方，实际操作旅行社对签约旅行社负责，若履行旅游合同发生纠纷的，签约旅行社仍存在被主张赔偿之风险，但签约旅行社承担责任后，可向操作旅行社进行追偿。

2.区分转团与拼团的差异

上述分析了经游客同意的转团情形下，签约旅行社在无过错基础上，不必承担责任，但前述事实在拼团实务中结果却大相径庭。 

先了解一下拼团的概念，拼团，即旅行社在保证所承诺的服务内容与标准不变的情况下，在签订旅游合同时经游客同意，与其他旅行社招徕的游客拼成一个团，统一安排旅游服务的行为。

通常情况下，签约旅行社与操作旅行社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即将游客拼到其他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其他旅行社代表签约旅行社履行旅游合同义务。

这种法律关系下，签约旅行社仍然是与游客签订之旅游合同的合同主体，其他旅行社在操作旅游团过程中若履行旅游合同存在瑕疵或导致游客人伤损害、财产损失的，签约旅行社需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因此，与转团不同，在拼团关系下，旅行社仍需对旅游合同履行中的纠纷担责。旅行社需严格把控操作旅行社的资质、服务质量等细节，避免诉累。但签约旅行社承担责任后，可向操作旅行社进行追偿。

3.操作旅行社的法律风险

操作旅行社作为转拼团的实际旅游合同履行方，应严格按照签约旅行社提供之旅游合同或委托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及相应标准提供旅游合同服务，除约定合同标准及义务外，还应尽到法定义务，如提示告知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等内容。 

此外，仅做到了尚不足以在纠纷产生时将自身抽离出问题的漩涡，操作旅行社及其工作人员在操作旅游团时，还应具备证据留存意识和规则意识，也即按约履行相应合同义务，并且将旅行社在履行相应合同义务或法定义务时，进行录音、录像、签字确认等操作，作为旅行社履行义务之证据，当纠纷发生时方能真正防止惹祸上身。

对于签约旅行社而言，若需要进行转拼团操作的，旅行社一定要与游客签订书面的旅游合同，并经过游客的同意，否则不仅面临高额的行政罚款，若发生事故还会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对于操作旅行社而言，在履行旅游合同过程中，务必尽到相应的合同义务及法定义务，尤其是事故多发的地点，一定要提醒游客注意安全，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并经游客的签字、录音、录像等方式将证据留存、记录下来，从而减少或者免除旅行社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