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之鉴：一战后梁启超游欧洲心影录折射五四时代的智慧
４月底，梁氏将山东交涉失败的消息报告国内，呼吁拒签对德和约。他在致国民外交协会的电报中说：“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梁启超的坚决态度和努力，对五四运动的爆发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帝国主义列强分赃和大国操纵国际事务的行径，使梁启超深受剌激和教育，他称“惊醒了正义人道的梦”，并使他对于中国时时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威胁，有更清醒的认识。
梁启超欧游所抱定的第一个目的是开拓眼界、寻求学问，实则包含对欧洲文明的真价值之考察，和对中国救国道路的探求两个部分，在这方面他有更大的收获。欧洲之行引起他的强烈震撼，使他心灵深处酝酿着一场“绝大的革命”。
梁启超是在特殊时刻进行对欧洲的考察的，他到处目睹欧洲各国经历世界大战遭受严重破坏的现实。各国互相残杀的结果，欧洲人口死伤达三千万，法国失去壮丁近半数，到处满目疮痍。粮食及各种物品严重匮乏，物价飞涨，晚上连电灯照明都难以保证，进入冬季连取暖用煤都没有。诚如梁氏所言，连战胜国英法也“荆天棘地”。
血腥绞肉机:凡尔登战役
他又描述凡尔登战场留下的惨状，只好拿被维苏威火山毁成废墟的庞贝城相比拟。梁氏严厉谴责帝国主义国家间的野蛮残杀，痛斥文明人制造的武器造成的破坏比野蛮人不知要超出多少倍！
他观察到欧洲战后劳资两大阶级之间矛盾更加尖锐，罢工风潮“看得见听得见的每月总有几次”，规模最大的英国铁路罢工，“简直就是两个敌国交战”。同时，他报道了一些欧洲人士对西方文明弊病的尖锐批评。大战以后，欧洲人对先前过分相信“科学万能”感到幻灭。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眼看科学不但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倒反带来灾难”，因而“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最典型的是美国记者赛蒙和梁启超谈话，他不赞成把西方文明输入中国，而说他“回去就是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可见大战灾难确实给西方思想界带来危机。梁氏在篇末所讲欧洲人愁着物质文明的破产，等着用中国文明去超拔他们，其导因也正在这里。
斯宾格勒(1880~1936)西方的没落
尽管梁启超目睹了欧洲“文明国家”互相厮杀造成的惨祸和战后种种矛盾，并耳闻一些欧洲人士的悲观论调，然而，他在书中仍然明确地表达了对欧洲前途的信心。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梁启超经过一番考虑，认识到欧洲文明以往取得的巨大进步，如优越的社会组织，发达的产业，先进的科学技术，各种学说的创造等等，其根基立在下层民众的自主自觉意识和“个性发展”，使社会进步和文明建立在大多数人的基础之上。
因此，这次大战虽然使战胜国和战败国都陷于一蹶不振的境地，但绝不会如同历史上的埃及、希腊、罗马那样，造成以往灿烂文明的终绝。梁启超断言，欧洲的文明“是建设在大多数人心理上，好像盖房子从地脚修起，打了个很结实的桩儿，任凭暴风疾雨，是不会动摇的”。
他把欧洲民众发挥自主自觉意识的文化特征概括为“群众化”，并作了颇有深度的分析：
“欧洲百年来物质上精神上的变化，都是由‘个性发展’而来，现在还日日往这条路上去做。他和古代中世乃至十八世纪前的文明，根本上有不同的一点，从前是贵族的文明、受动的文明，如今却是群众的文明、自发的文明。
从前的文明是靠少数特别地位特别天才的人来维持他，自然逃不了‘人亡政息’的公例；今世的文明，是靠全社会一般人个个自觉、日日创造出来的，所以他的‘质’虽有时比前不如，他的‘量’却比从前来得丰富，他的‘力’却比从前来得连续。现在的欧洲，一言以蔽之，万事万物，都是‘群众化’。”
漫画家笔下1914年的欧洲
在法国兰士，正遇到当地驻军连队在广场上举行授勋仪式，由高级军官代表总统向两名负伤士兵授予勋章，场面隆重、热烈，他十分重视这种做法，认为其确能发挥出“国家主义下一种精神教育”的作用。
在著名战地凡尔登，他了解到，当日两军激战时，法军总炮台里面宽敞的地下室内，竟还经常为士兵演电影、举行音乐会，还有一个设备完备的士兵消费协会，为士兵购买各种价格低廉的生活用品，由士兵自己组织，军官加入，由此，梁氏对法国士兵所表现出来的国民高度自治能力和民主管理精神表示了由衷的赞叹！
在另一著名战地梅兹城，梁氏最受感动的是这里将矗立起一座法国普通士兵的新铜像，取代被市民捣毁的过去德军所立德皇威廉一世的铜像。梁氏高度评价由此而体现的西方人重视下层民众意志的精神和现代欧洲“平民化”的时代趋势，说：
“我看了这铜像，觉得他用意真是深长美善。他表示出一国中历史上大事业，并不是一两位有名人做出来的，乃是大多数无名人做出来的。所以这个铜像，我叫他做‘平民化’的铜像。其实欧美今后大势所趋，那件事不是平民化！这铜像不过一种显著的表征罢了。”
巴黎和会签署凡尔赛条约
梁氏考察欧洲，更重要的目的在于探索中国如何才能富强的大学问。由于他相当深刻地认识到欧洲文明进步的基础在于民众的觉悟和能力，两相对照，学习欧洲文明的长处，提高中国人的自觉成为他思考的核心。欧游心影录“总论”下篇即以“中国人的自觉”为题，论述他对中国如何摆脱贫穷落后、寻求民族强盛之路的主张。
首先，梁氏提出“爱国”应与“世界眼光”联系起来：“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即应确实知道世界局势，学习别人长处，赶上世界潮流，发奋努力，以期对人类全体文明做出更大贡献。当时，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社会弊病丛生，矛盾错综复杂，梁氏呼吁从西方文明曾经遇到巨大挫折、经受了考验、取得辉煌成功的历史，得到启示和借鉴，鼓舞中国民众在种种困难面前绝对不能悲观，而应该鼓起百倍勇气去争取光明前途。
其次，梁氏拿西方的法治精神、民众素质为对照，反思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有力地加以针砭，强调培养法治精神、发展个性的重要。继新民说之后梁氏在此篇中进一步警告中国人若不改变缺少团体意识的劣根性，必将无法在国际社会立足，“结果非被淘汰不可！”这就是需要借鉴、学习欧美人的组织能力和法治精神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国家和家族长期是权力至上的人发号施令，“不容有公认法则来束缚他”，别人只能随时无条件服从。故“法治”二字，在从前社会可谓全无意义。明乎此，更应该下大力气在国民中进行教育、培养。他主张由市自治会、乡自治会这样的地方自治，来培养管理国家的兴趣和责任心。
再次，梁氏呼吁“思想解放”，这与“五四”精神是相合拍的。他提出对于什么问题都要穷竟原委，求出个真知灼见，不受束缚。欧洲现代文明都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由自己的审择——批评，而必然引起别人的审择，由此便开了思想解放的路，互相浚发，互相匡正，真理日明，世运日进。杰出人物的学说，必定是首先摆脱古代思想和并时思想的束缚，独立自主研究，才立出一家学说。而中国学术的衰落、停顿，正是由于长期受到“定于一尊”的束缚、禁锢之结果。“真金不怕红炉火”，针对各种问题敢于发表不同见解，自由进行批评，可以刮垢磨光，越发显出真价值。
对于当时受人注意的“社会主义”理论，梁氏也直率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国民生计上来看，这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开始渐渐地注意研究它，也是很好的现象。但他主张区分精神的方法和实行的方法。其精神即原则上“是绝对要采用的”；至于实行的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采用的程度如何，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
邓秉元新文化运动百年祭油画
最后，梁启超提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他批评对传统文化盲目崇拜和虚无主义两种态度，同时提出总结、发挥中国文化应借西方文化做途径，因其方法严密，而且思想解放有久远传统，内容丰富，很值得参考。
具体来说，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划了四个步骤：
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
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
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
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
他的设计方案鲜明地不同于文化的保守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突出地体现出“不懈地向上”的精神，这种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自觉认识，无愧是代表了五四时期的时代智慧。
作者受教于陈寅恪弟子刘节先生、师从史学大家白寿彝。返回搜狐，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