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想与中国和好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袁野
在自吹和谴责了国会山暴乱一番后，特朗普结束了自己的总统生涯，留给世界的却是一地鸡毛，他的那些“跟班小弟”们也开始慌了，带头大哥走了，我们该怎么办？
澳大利亚就是其中之一。“五眼联盟”里，澳大利亚大概是最死心塌地的了，和中国交恶，则是莫里森政府“表忠心”的结果。特朗普拂拂衣袖走了，莫里森是不是要紧急掉头，而这个头该怎么掉，中国又会买账吗？
中澳关系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全世界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只要是在正经进行分析判断，不是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那种拿钱办事的，都得出了一个共识性的结论：和美国一样，澳大利亚还没学会适应一个崛起了的中国。
例如，前澳洲驻华大使芮捷锐GeoffRaby在其新书中国的大战略和澳大利亚在全球新秩序中的未来中强调，堪培拉的外交和战略政策必须建立在“对中国不可阻挡的崛起如何深刻改变世界秩序的崭新理解”的基础上。他说，澳大利亚需要用高超的技巧来驾驭一个新的“有界多极秩序”。
全球学者开给堪培拉的“药方”也是一样的：既要“应对”中国，也要与其合作。换言之，就是需要保持平衡，在竞合之间走钢丝。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研究荣誉退休教授休•怀特就写道：
“莫里森认为他可以与北京方面达成协议。但要管理与这个地区大国的关系，就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和妥协……中国是一个我们必须学会与之合作的国家，不仅因为在未来的几年乃至几十年里，没有哪个国家能提供与中国同样的出口机会。”
“我们必须做出妥协，在一些问题上让步，以便在其他问题上取得进展。有时情况不会很好，但当你与大国打交道时，这就是国际政治的运作方式。”
“现实情况是，国际关系像任何其他类型的关系一样，总是需要大量的妥协和让步……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必须做的，在一个我们不能事事随心所欲的世界里，我们要尽我们所能取得最好的结果。”
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研究员梅丽莎•康利•泰勒说得更直接：
“当我听到有人说澳大利亚别无选择、只能与中国对抗时，我想起了新加坡驻华大使比拉哈里•考西坎的话：‘我曾经问过一名越南高级官员，河内领导层的变动对中越关系意味着什么。他回答说，每一位越南领导人都必须与中国和睦相处、并勇敢地面对中国，如果你不能同时做到这两点，你就不配当领导人。’”
“不幸的是，目前澳大利亚只做到了一半。”泰勒评论道。
法里德•扎卡里亚博士在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的2023年度演讲中也是这么建议的。这位哈佛博士拥有一大堆头衔：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大西洋月刊特约编辑、纽约时报多本畅销书的作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这绝对是西方主流舆论的代表了。他建议：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如何在保持其独立性的同时，继续确保与中国的贸易？……我认为，在某些方面，最好的样板是新加坡。李光耀曾对我说，他最骄傲的一件事是他能够维持新加坡独立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被视为一个亲美国家，但从来不是一个反华国家，没有被中国认为是敌人。”
远在纽约的扎卡里亚可能是真的对西太平洋的情况不太了解，不然他不会建议让澳大利亚“屈尊”学习新加坡。他也许是忘了、也许压根就没意识到，新加坡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因为他没有堪培拉的那种对中国的种族和意识形态优越感。
走钢丝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手腕，但澳大利亚决策者目前还没有到讨论能力问题的程度，他们还停留在上一步：我愿不愿意走钢丝？我想不想在抗衡中国的时候维持起码的合作？
被种族主义困扰的澳大利亚外交
马凯硕是正确的。“中国不是高加索人种的国家，这本就是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因素，而且它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西方国家在情感上对中国崛起反应如此激烈。”
作为离中国最近的西方国家，澳大利亚的反应也是最激烈的，这并非巧合。“幸运之邦”对中国人的敌意比其建国的历史还要古老，从19世纪的“黄祸论”开始，这个国家就在坚持不懈地妖魔化中国，冷战时代这种妖魔化更是变本加厉，相较之下近几十年的和睦反倒像是插曲。
几年前，当中澳两国的关系开始紧张时，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潘成鑫就总结道，“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紧密经济联系未能动摇其历史思维方式，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他补充说，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地缘经济上的邻近似乎加剧了这种焦虑”。
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中国历史教授路易丝•爱德华兹中文名李木兰更深入地阐释了这一点。在澳大利亚世界中国研究中心的2023年度演讲中，这位曾翻译过红楼梦的教授直言痛陈，中澳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归根结底是因为澳大利亚人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
“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正困在一台倒退的时光机里——我们的主流媒体、政客、公务员、文艺界和大学的的领导人都存在一个错误的观点：澳大利亚人是白人，他们的祖先来自利物浦、利默里克爱尔兰城市或是伦敦。很明显，他们无法真正看到这个国家的人口在语言、宗教、肤色和阶级上的全景。”
“澳大利亚的亚太观同样让人沮丧。我们是五眼联盟的成员——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但澳大利亚的眼睛却受困于战后的眼病——通常说这是‘斜视’。我们知道这种眼病，因为澳洲的许多高层在领导我们时一只眼睛盯着英国，一只眼睛盯着美国……而伴随着这些眼睛的嘴呢？它们似乎只会说一种腔调，并且只说英语。而耳朵则有些听力问题，尽管有很多先进的助听设备。”
爱德华兹直言不讳地表示：
“我认为，澳洲人们还不适应自己比亚洲人更虚弱、更贫穷、更没有影响力——尤其是与中国人相比。我认为在管理澳大利亚政策和叙事的关键机构中存在着种族问题。许多澳大利亚领导人依旧幻想着自己在将专业知识和更好的原材料居高临下地交到心怀感激的北方指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手中。”
“世界的变化比澳大利亚领导人能够理解的似乎还要快……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变了，即便我们的国家依然被白人东方主义者‘纡尊降贵地施舍穷人和棕色人种，指导他们’的幻想所主导……不知为何，今天的澳洲还是有很多身居要职的人以为澳大利亚不仅向亚洲提供了矿产资源，还提供了优越的知识和技术。是时候有人该告诉他们开张视听，好好向亚洲学习了。”
“我担心，我们现在的这批领导人正在削弱我们的中等强国的地位——每次我们的领导人开口说话，我们都在变成一个更小、更令人厌恶的国家。我们针对的是谁？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一个正在崛起的军事强国，以及我们最大的客户。干得好，贸易国。”
“我们现任领导人的视野被一层东方主义的面纱所笼罩，它受困于过时的种族主义和文化等级制度。而中国的崛起意味着我们需要非常、非常、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国家。掀开东方主义的面纱，揭开‘竹帘’——我们目前似乎正竭尽全力闭目塞听——可能会使五眼更有效地工作。”
爱德华兹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与亚洲的女性和性别研究，但却比很多国际关系学者更能直击澳大利亚外交的要害。如果不是要退休了的话，恐怕她也无法如此仗义执言。
很多人正想要“新冷战”
在澳大利亚2023年即将举行大选的背景下，莫里森开通微信公众号。
至少堪培拉目前似乎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原标题：澳大利亚想与中国和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