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被“隐匿”的公民
日前，澳大利亚各地一些议员频频提出针对原住民文化的动议。1月8日，一名西悉尼议员称，如果他新成立的政党“我们的当地社区”在9月份的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将取消原住民仪式。坎伯兰市议员克里斯图表示，原住民的“欢迎来到我们的国家”等仪式并不代表他的选民，继续执行原住民政策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在迎合“少数人”。
这些议员在原住民问题上之所以变得更加大胆，原因在于“原住民之声”公投失败。2023年10月，澳大利亚“原住民之声”公投落下帷幕，以全国60.1%的选民反对以及各州和领地多数反对的结果告终。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意味着自上而下由宪法改革解决原住民代际问题、保障原住民权益的计划宣告失败，澳大利亚现任政府想要加速推进非原住民与原住民和解进度的希望已然落空。
在澳大利亚“原住民之声”公投中，选民需要选择是否同意澳大利亚在宪法中承认原住民，并设立一个能在相关问题处理中代表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向联邦议会和政府提出意见的机构。如公投成功，该机构将设置24名成员，代表澳大利亚各州、各领地、托雷斯海峡及偏远地区的原住民就相关问题提出建议。
原住民问题是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之间难以磨灭的隐痛，是殖民历史留下的难解之结。
虽然殖民者在踏上澳洲大陆后曾与原住民有过短暂的“和平期”，但很快殖民者对于原住民的歧视和排挤加剧，对当地资源的需求加大，使得双方关系迅速恶化并最终决裂。原住民的土地被殖民者无情圈占，昔日圣地上筑起了西式建筑，生活物资采集地被禁止入内。被逼无奈的原住民只好奋起反抗，但由于人数和武器上的差异，大量原住民死于土地冲突，幸存者则成为奴隶或被监禁。
如今，土地和水资源的所有权问题仍是阻碍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和解的难题。据统计，截至2023年，新南威尔士州原住民在10年中水资源占有率下降17.2%。
这一系列政策在澳大利亚社会埋下了偏见和歧视的种子，使原住民至今在生活中仍面对诸多不平等对待。根据一份来自莫纳什大学的报告，2023年至2023年间，至少遭受过一种形式歧视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比例从28.6%大幅上升至52.1%，这一数字至2023年仍然高达49.7%。司法的天平也没有在原住民问题中保持平衡，在押犯人中的原住民比例远远高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特别是在澳北领地，在押犯人中原住民的比例高达84%。
自从殖民者踏入这片平静安乐的“伊甸园”，他们对原住民的区别对待就从未停止。原住民追求平等之路，可谓道阻且长。
1997年，针对原住民儿童的报告带他们回家发表，详细阐述了澳政府实施的针对性政策对原住民社区造成的几代人创伤。为了铭记过去对原住民儿童造成的伤害，澳大利亚社区团体联盟于1998年5月26日举办了第一个“国家道歉日”。此后的10年中，原住民儿童的教育发展问题受到持续关注。2008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代表联邦政府终于正式就“被偷走的一代”所遭受的虐待致歉。这一天也成为澳大利亚原住民与非原住民达成和解的历史性一天。
在2023年“国家道歉日”期间，乌鲁鲁内心宣言被提交给澳全国制宪议会，成为原住民问题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步。宣言呼吁在澳宪法中设立“原住民之声”和“马卡拉塔委员会”来监督澳政府“达成协议”和阐述“真相”的过程。由此，原住民与非原住民和解问题逐渐成为澳政府政绩考察的重要一项。
但是，时至今日，土地和水资源的归属问题、原住民自治问题，以及与非原住民的和解条约等保障原住民社会地位等重要问题，依旧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而这些才是保障原住民文化能够更好发展的关键所在。
澳大利亚有舆论指出，“原住民之声”公投的失败，使这些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凸显维护原住民文化习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唯有以平等与尊重的姿态，履行保障原住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义务，才能让殖民历史带来的伤痛逐渐被真诚抚平。
本报记者 蔺紫鸥 本报通讯员 方惠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