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的澳大利亚贸易
毫不夸张地说，每个澳大利亚人都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有些人受到的影响比其他人更悲惨。
我们也不应低估我国部分经济领域的韧性，如出口行业，它一直是这一经济实力的来源，这与我们作为一个开放贸易国家的骄傲历史和长期承诺一脉相承。
最新数据显示，第一季度的贸易顺差为192亿澳元。
即使面临全球经济放缓，我们3月和4月的月度贸易顺差也分别达到106亿澳元和88亿澳元，创下历史新高。良好的经济意识和历史的分量积累坚定地支持着我们持续推进经济开放。
我们的开放性体现在，我们的企业拥有在海外销售商品和服务的机会；在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我们敞开双臂，欢迎来此投资；在安全的情况下，我们欢迎未来到访的海外游客。
30年来，自由化的贸易环境使澳大利亚的实际GDP增长了5.4%。据估计，由于奉行开放的贸易政策，澳大利亚家庭的经济收入提升了8400澳元。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意味着我们可以出口许多商品的大量产出盈余，就更不用说我们员工和企业的专业知识了。这也意味着澳大利亚的消费者和企业可以以最优惠的价格获得世界上最好的技术和产品。
同样地，我们对外国投资的开放也对澳大利亚的产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补充了国内储蓄，并将先进的商业理念和新技术带到我们国家。
国际旅游业在加强人文联系方面也至关重要。它也是澳大利亚地方上众多旅游城镇的主要经济支柱。
所有这些都为澳大利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当前，澳大利亚有五分之一的就业来自贸易，十分之一来自外国直接投资，十三分之一来自旅游业。
大多数大宗商品的贸易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一直在持续进行，这显示出我们出口的竞争力和韧性。
虽然我们需要齐心协力维持特定医疗产品的供应，但我们在世界各地强大的商业联系使得我们走每一步都能站稳脚跟。
然而，在这样的时期，呼吁闭关自守的言论可能是诱人的。
追溯到我们联邦的诞生，在巴顿和迪肯的时代，关于我们的经济应该如何发展的争论，对于我们如何作为一个国家定义自己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始终至关重要。
澳大利亚政府在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所设立的壁垒尽管在政治上大受欢迎，但却极大地阻碍了我们的经济发展。
通过对外开放，而且两党也就此达成了共识，我们调整了政策，这样我们就可以充分释放我们的经济潜力。
大多数保护主义者的论调不过是一种幻觉，他们充满着怀旧的情结，执意要回到一个虚无的过去。
闭关自守的澳大利亚将成为一个弱小、贫穷的澳大利亚，一个被低效率和低收入困扰的国家，一个不能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的经济体。
我们充其量能在所有方面达到平均水平，但可能无法在任一方面做到优秀。
展望未来，在一个已经以日益抬头的经济民族主义为特征的世界里，我们的挑战是通过在某些关键领域拥有国内生产能力，而不是从支撑我们繁荣的开放中全面撤退以取得对澳大利亚来说正确的平衡。
我们需要更好地思考某些供应链的运作，以及确定与公共卫生、国家安全或市场集中有关的因素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采取措施来使某些供应链更有韧性。
除此之外，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先进的制造业大国。
我不是说像汽车和洗衣机这样的大众消费品。
相反，我们应该将重点放在以技术为导向的制造业，这可以利用到我们的技能、研发能力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
这可以为我们带来可观的出口收入，并且巩固制造业，以应对下一场未知的危机。
贸易政策：扩大机会、确保全球体系安全
为了确保我们的贸易政策有助于实现我们推出的“创造就业机会”JobMaker计划的目标，澳大利亚当前主要有三个首要任务亟待完成，而它们都与贸易有关：
首先，通过开放更具商业意义的和新兴的市场，扩大我们出口商的选择面。
第二，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
第三，在全世界宣传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高质量。
自2013年以来，我国政府已将自贸协定涵盖的贸易份额从占本国贸易的26%提高到约70%，并与日本、韩国、香港、秘鲁和印度尼西亚缔结了新的双边协议。
在多边贸易方面，我们也已经缔结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扩大了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市场开展贸易的机会。
我们承诺在11月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下周，我将参加一场在线会议，与我的同事一起推动这一关键协定。
我们承诺于今年晚些时候正式批准太平洋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PACERPlus，以增加我们太平洋大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贸易机会。
我们还将继续专注于尽快与欧盟达成协定。即使距欧洲有1.6万千米之遥，这也无法阻止我们双方达成最终协定的雄心，而在上个月我们刚进行了一轮完整的在线谈判。
欧盟拥有近4.5亿人口，是一个巨大的高收入市场，作为一个集团，它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三大贸易伙伴[1]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地。[2]我们的农业、电子商务和投资等领域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
随着欧盟准入条件的改善，我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这将为出口商创造新的市场机会，为消费者提供